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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
《神探之痕迹》在今年的国庆档中几无对手，说是一枝独秀也并不夸张。这当然要归功于陈思诚导演最擅长的类型化叙事和工业化包装，时至今日，他确实已经是中国电影市场中很值得信赖的“产品经理”之一。这么说绝非贬义，而是基于对导演的题材驾驭力与市场把控力的考量。此前陈思诚曾表示，“我从来不在某个位置或状态驻足不前，而是永远在路上。”至少以《神探之痕迹》观之，他确实在践行自己的承诺。
“去技术化”的新尝试
《神探之痕迹》和此前的陈思诚电影最大的区别，首先就是摒弃了靠不断反转堆砌起来的“观影爽感”。电影的戏剧冲突不再是对“谁是真凶”的猜测，而是对咬痕印记、指甲纹理、爆炸残片的反复比对，对枯燥、重复、需耐心、靠眼力的痕迹检验工作的多角度呈现，这也体现出陈导在创作手法上的返璞归真。
其次，影片不再把社交媒体上的热搜话题当作卖点，没有了《消失的她》里的性别冲突，没有了《误杀》里的阶层壁垒，而是将镜头对准中国刑侦技术长达数十年的发展史，讲述的是基层干警默默无闻的坚守和奉献。
再次，陈导也不再刻意追求娱乐化的视听语言，而是用相对克制、沉静的基调描述探案过程，不再刻意制造高潮和冲突，没有了《唐人街探案》系列中常见的追逐、动作场面，甚至连插科打诨的幽默场面也不见踪影。整部电影节奏平缓，把大量镜头留给了放大镜、显微镜、眼药水，显示出“去技巧化”的倾向。
最后，过去陈思诚电影里的主角常常是天才，比如《唐人街探案》里的秦风和《解密》里的容金珍；或是能在绝境处实现逆袭，比如《误杀》系列里的主人公；但本片主人公崔寻不再是全知全能的“英雄”，他的办案手法一点也不“神奇”，甚至在生活中亏欠家人，在工作中也会被同事误解。电影以四个案件串联起他的一生，让观众看到了技术警察的崇高和坚韧，也毫不避讳这一群体的无力与疲惫。
这一切当然和电影取材于真实人物事迹有关，但从中也不难看出陈思诚在电影创作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对一位已经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导演来说，这仍然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惊鸿一瞥后留有遗憾
但电影仍留下不少遗憾。崔寻潜心研究刑侦技术多年，但他最后会如何处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在案发现场喝酒的黄法医让人印象深刻，但她在电影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刑警王卫国从守护正义的模范警察堕落为经济罪犯的故事让人唏嘘，但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把《神探之痕迹》中的很多剧情线拿出来，似乎都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可它们都在惊鸿一瞥后匆匆退场，只剩下语焉不详和含糊其辞。
这可能是陈导的老毛病了。他的拿手好戏是营造“高概念”，比如本片中，老一辈警察破案依赖直觉和口供，以崔寻为代表的技术警察则带来了“讲科学、重物证”的崭新理念。表面上看这是中国刑侦技术的转向，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却可以被视作是对中国数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展现。
然而，陈导总是在虚晃一枪后，就不再有动力深入思考了。比如说，越来越“讲科学”确实是中国刑侦技术的巨大进步，但光“讲科学”够不够呢？崔寻反复强调，“物证不会说谎”，那么谁会说谎？答案其实是“人”。凶手会说谎，证人会说谎，甚至记忆也会说谎。但好在，只要存在过，就会留下痕迹，罪案如此，历史也是如此。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也不得不从一点一滴的痕迹中追寻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片中每一起案件的犯罪动机和原因，都和它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可惜的是，除了扔下一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某个人服务”之外，导演并未能深究历史的复杂性。
这当然不是陈思诚一个人的问题。从大鹏到贾玲，再到文牧野，新一代影人的主流商业电影已经越来越转向“短视频思维”，不约而同地选择越来越“简单”的路，不仅恨不得把“好人”与“坏人”直接写在脸上，而且连主题思想都要借由角色直接用台词念出来，生怕广大观众“看不懂”。
片中的黄法医问崔寻，是什么支撑他这么多年如此醉心于工作？崔寻直接就把《可爱的中国》搬了出来，还要自己解释一番。同样的，电影反复渲染年幼的崔寻寻找母亲的场景，也是为了清楚明白地告诉观众，他热爱工作是与童年创伤相关的。这就好像《欢迎来龙餐馆》里强调了多遍的“好好吃饭”，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已经习惯于给观众“打直球”，缺少了多重阐释的空间。
试图向现实主义靠拢
《神探之痕迹》上映后，有人批评张译似乎“把警服焊死在了身上”。但与其说这是演员的问题，倒不如说，陈思诚电影确实不擅长展现人性的复杂，容易造成人物形象的自我重复。崔寻和《三大队》的程兵（张译 饰）其实并没有太多区别——都不被他人理解，都在执着地追寻真相。
在电影里，崔寻对待两位徒弟的不同态度，似乎展现出他的某种转变——在工作之外，他渐渐懂得如何去和年轻人沟通，尊重他们的选择。可在王卫国被调查后，崔寻又瞬间变回了“铁面无私”的形象，让观众很难接受。可见导演在细节的深度挖掘方面依然有欠缺，很容易让人物形象变得单薄。
但这并不能说明陈思诚不会塑造人物。《10间敢死队》里的贾导有孤芳自赏的一面，也有对创作的纯粹热爱。说明只要“真情流露”，陈导也可以把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问题在于，当下新生代导演格外注重观众、尊重市场，却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至于自身的主体性有相当一部分消散于影像媒介。
简单地说，他们并不真的关心他人的焦虑、喜悦或悲伤，只是关心如何用符合工业化美学的方式把电影中的情感转化为可以被更广大群体所接受的情绪，比如从不同角度描述崔寻的“高尚”“执着”。但问题在于，他内心的力量到底源于何处？他在面对老友王卫国遭受不公待遇时，到底在想些什么？面对社会和时代的变迁，他回望来时路又会想些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试图向现实主义靠拢的陈思诚，又一次远离了现实主义。因为崔寻不该成为某种简单的符号，而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在讲述“正确的话”，也不会回避现实的复杂，而是应该勇敢地向现实提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