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见习记者孙月 记者郭晓洁
第140届广交会正敞开怀抱迎接来自全球的展客商，指尖轻点便可完成跨境收付，资金毫秒级跨越大洋，贸易的暖流在数字化网络里高效奔涌。
回望百年之前，联通海外与故土的通道却远没有这般便捷。
今年夏天，一部潮语电影让侨批侨汇这段历史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但许多人并不清楚，一封侨批的归途，实则分为“银”“信”两路：一边是承载着思念、漂洋过海的家书；另一边则是经由金融网络流转、最终兑换成人民币的侨汇。二者最终在境内的侨批局汇合，再由送批员翻山越岭，送往千家万户。
这笔钱，起初是寄给妻儿老小的一袋米、一件衣；后来变成了修缮祠堂、兴办学堂的银两；在民族危亡的关口，更成为支撑抗战、打破封锁的血脉。一封封薄薄的侨批里，装着最沉的东西，代代流转间彰显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的朴素底色。
那么，从一封“银信合一”的侨批，到如今毫秒流转的跨境结算，它们是如何一代代跨越万里、始终抵达的？
山海各赴
“以前人们叫我们‘批脚’，这个名字不太好听。”1951年，14岁的李英武开始送批。在潮州，他是第一代送批员，也是中国银行退休员工。
他将那段日子称为“两灯相见”——清晨天还未亮，点起灯火背上侨批出门；等到夜幕降临，万家灯火亮起时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归来。
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这八个字，浓缩了送批路上所有的艰辛。
一走就是一整天，一走就是四十年。
“当天一定要送完。”有时为了等待在田间劳作或尚未归家的侨眷，他会一直等到天黑。李英武回忆道。
更多时候，要把一封侨批送到，得用上浑身解数。有的侨批上没有详细地址，有的收件人只留下乳名或对亲人的昵称。李英武要翻查此前寄来的信件，反复核对笔迹和亲属关系，再向村民逐一打听，确认无误才敢交付。逢年过节书信量暴增，最多时一天送两百封。有一次送完全部侨批，他心情轻松往回走，却一脚踩空摔进河里。说到这里他露出了微笑——还好，侨批已经送完了。
条件艰苦时，他把废旧轮胎裁成鞋底穿在脚下，只为多走几里山路。双脚长年浸泡在溪水和泥泞中，如今每到深夜便痛得无法入眠。说到这里，94岁的李英武声音有些哽咽。那些年复一年积累下来的疼痛，像无声的年轮，刻着他走过的每一条乡路。
李英武的奔波，是侨批送抵的最后一程。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挎包里沉甸甸的钱款，背后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
“侨批和侨汇是两个概念。”中国银行广州珠江支行退休员工方楣解释道。上世纪五十年代，方楣进入广东省人民银行，派驻“广东省银行学校”学习后，被分配到中行工作，开始接触侨汇业务。她回忆道，侨批里的钱，并不是随书信一起漂洋过海、直达侨眷手中的。
在更早的年代，侨批的流转依托的是一套民间自发形成的跨境金融网络。远赴南洋的华侨辛苦谋生，把汗水熬成银钱，寻到当地民间侨批局，托付钱款，捎上家书。银信经中转，完成货币兑换和资金归集，再由水客、批脚翻山越岭送达侨眷手中。这套全靠人情信义运转的体系，近百年间维系着无数华侨家庭的生活。彼时，中国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和代理行网络已参与其中，承担了部分侨汇的跨境清算和货币兑换职能。
1949年10月，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银行各地分支机构陆续复业。以汕头中行为例，同年11月，汕头支行复业当月便办理了新中国成立后汕头第一笔侨批结汇。与此同时，民间侨批局陆续改组为公私合营机构，一个规范化的时代由此开启。
批脚们在公私合营侨批局奔波的身影背后，是一套严密而高效的金融流转体系在默默支撑。
彼时为了保障侨汇业务平稳过渡，国家对侨批局采取了“维护保护、长期利用”的政策，确立了“外汇归公、利益归私”的原则。海外华侨将家书与汇款托付给境外代理机构后，侨批抵达国内，先由邮政部门接收并加盖邮件专用邮戳，随后统一送交银行办理外币结汇手续。
根据当时规定，外币结汇权归银行所有，民间侨批局需将所收侨汇交由银行，按照国家规定的外汇牌价兑换成人民币，在每封批信上加盖特制的印章。若未加盖此章，即为“私批”，属走私行为。结汇完成后，侨汇分发至民间批局，加盖“限五天内送达”或“限三天内送达”印章，由“批脚”们翻山越岭送往千家万户。
两条路由此合而为一：一边是辗转万里的家书，一边是经由银行完成结汇的侨汇。一笔笔汇款、一封封书信，经由银行、批局与送批员层层接力，最终抵达翘首以盼的侨眷手中。
薪火相传
上世纪70年代，侨批业走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业务由中国银行接办，民间侨批局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式退出舞台。
机构散了，人却没有散。1976年末，李英武随业务划归中行，和许多散落在民间批局的送批员一样，成了银行的正式员工。从背着侨批穿梭乡间的“批脚”，到银行体系中的侨汇工作人员，他们的人生轨迹，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我们不叫他们‘水客’‘批脚’，都称他们为‘同志’。”方楣回忆道。方楣曾在全科室大会上公开说：“我们是平等的，过去只是工种不同。”
一声“同志”，在那个年代就是最郑重的尊重。他们最清楚每条村的路、每户人家的情况，是侨汇能够准确送达的最可靠的保障。这些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对侨眷的了如指掌，成了中行侨汇业务一笔宝贵的财富。
这份尊重让侨批人的精神得以延续。新一代也陆续加入。
1983年，18岁的马庆豪进入中行汕头潮南支行，成为一名侨批员。从小的耳濡目染，以及父辈口中对侨批的回忆，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不同的是，那时他不再需要步行送批。
他的出门送批标配是三件套：单车、钱包、斗笠。每天清晨七点多在行里领取单据和钱款，奔赴各村。“这些侨汇，牵动着侨眷家庭的日常生活，行里要求当天必须送达。有一段时间连下三个月雨，但我们没理由请假，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出门。”马庆豪回忆道。
1986年，29岁的许海鹏进入中行汕头分行，被安排做侨汇派送——路程最远的惠来网点派给了最年轻的他。
到了这个年代，送批条件又有了一些改善，村里装上了电话。
为了提高效率，他会在出发前一天打电话给村委让侨眷留在家中等候。但单程骑单车去惠来农场仍要三四个小时，每天早上六点就要出发。有一段路他记得特别清楚：去程多为下坡，回程则全是上坡。
奔波与辛劳在他们看来是家常便饭，唯一的信念就是把侨批全部送完。
许海鹏回忆起一件趣事，不禁笑了起来：“到了那边已经快中午，肚子饿得咕咕叫。侨眷对我们很热情，经常留我们吃饭。有一家伙食特别好，我会在饭点去送这家顺便蹭饭，大块的五花肉，太香了！”
从侨批局到中国银行，改变的是业务管理方式，不变的是肩头那份托付。不只是在送批的路上，更在送批员的脚步背后，一整套侨汇收汇、结汇、分发和与海外代理行沟通的体系也在日益完善。
彼时在侨汇科的方楣犹记得一笔极其复杂的侨汇。一位旅居秘鲁的华侨想寄钱回国，供养双腿残疾的儿子，但当时秘鲁与中国的汇款通道不畅。“我一听，就觉得有难度。”方楣多方协调，想出了一个“驳汇”的办法，让这位华侨先将款项汇至新加坡的银行，再经中国香港代理机构进入国内，最终顺利送达侨眷手中。“他儿子收到这笔钱的时候，好高兴啊。”说到这儿，她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遇到收件人不在世、地址不详或已迁居的情况，方楣跑派出所、走居委会、联系中国香港代理行追溯来源。“最长的一笔汇款，整整花了三年才汇到。但在我这里——零退汇！”从十几岁开始接触侨汇业务，如今89岁的她语气中仍带着坚定。对她而言，每一笔侨汇背后隐含的意义，远超那些数字。
信义长存
方楣至今记得50年代的汇率牌价：“100港元可兑换42.7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十多年固定不变，意味着侨眷不会因汇率波动蒙受损失，也有效遏制了黑市套利对金融秩序的冲击。
在那个外汇极度匮乏的年代，每一笔通过正规银行渠道结汇的侨汇，都在无形中守护着人民币的信誉。通过统一结汇维护人民币稳定，本身就是巩固国家政治经济根基的重要一环。“金融的稳定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金融的稳定就不能保证政治稳定。”方楣这句话，道出的不只是一项政策，更是她对侨汇事业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侨汇规模快速增长。仅1950年侨批结汇金额便达5881.9万港元，1951年几乎翻倍增至10249.3万港元。而广东省侨汇收入长期占全国七成以上，抗美援朝时期，为了突破外汇封锁，广州、汕头、海南三地中行甚至改用“广丰隆”“汕丰隆”等商号做掩护揽收侨汇。至1979年，广东中行侨汇收入突破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1949年以来，广东中行为国家吸收侨汇超过60亿美元。在广州、江门、梅州、韶关这些侨乡，同样的接力年复一年地运转着。
更深远的影响是，这个由银行、批局、送批员组成的网络，为今天的跨境金融服务构筑了根基。上世纪形成的侨汇网络，是中国近代社会一套重要的民间跨境汇兑体系。随着侨汇业务逐步纳入现代金融体系，中国银行在服务海外华侨的过程中，不断探索跨境结算与外汇管理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如今，跨境汇款分钟级到账，甚至不用去柜台，手指轻点即可完成。
马庆豪感慨道：“从风雨无阻的派送，到坐在电脑前为客户办理汇款，我亲历了整个侨汇历史的跨越。”
时代的变迁改写了传递的速度，但屏幕另一端承载的，依然是游子对亲人的思念、客商对信用的看重、企业对发展的盼头。
学者汪玉姣在《金钱与血脉》中写道：“侨批业自下而上构建出一套高度自治的运作秩序。这是一个由‘信’而生的世界：信任、信件、信物、信息，既承载血脉亲情，也连接起跨国商业的脉络。”
从侨批到广交会，从批脚挎包里的钱和家书，到如今的报文、回执和流水，这条路上发生过的故事，都指向同一个字：“信”。
信义、信守、信赖，在百年间一脉相承，这份精神，早已沉淀为现代金融服务最深的文化根脉——诚实守信、以义取利。
时代会变，但一代代中行人始终坚守不变的是金融为民的初心。让金融回归服务人的本质，这或许就是那段百年侨批路，留给年轻一代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最珍贵启示。
跨越山海的托付，始终抵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