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露西·波洛克 著
佩吉的呼吸比住院时好多了，但仍然感到很疲惫，无法走出花园的小径去散步。他们叫人安装了一个楼梯升降机，诊所护士已经照料她的腿部溃疡一年多了。我给佩吉量了血压，又听了听她的心跳和呼吸。我把听诊器的胸件插进她的上衣衣领，像铅垂线一样往下垂，然后尽可能低地扭动橡胶管，直到最后被紧身胸衣挡住。她的双腿检查起来也很费劲，棕褐色的厚长筒袜紧紧贴住了仔细缠着的弹力绷带。
“我可以看看你在吃哪些药吗？”我问。佩吉望向乔，乔把手推车拖了过来。他掏来掏去，翻出一个旧冰激凌桶，盖子用一根松紧带固定着，然后又翻出一个冰激凌桶和一个酥饼罐，手推车底部还放着两大罐润肤膏。我把所有的药铺在桌子上，看着佩吉的脸。她有些沮丧。
“这药还真多。”我说。
“她也觉得麻烦，大夫。”乔告诉我。
佩吉添了一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开家药店了。”
时任英国皇家全科医师学院院长的艾奥娜·希思，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所有护理老年人的临床医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治疗了一种疾病，另一种疾病又接踵而至；同时得的病越多，过度治疗和滥用药物的风险就越大，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挑战就越难应对。”
佩吉、乔和我看了看摆在桌上的药，我把药盒松散地分成三堆。多重用药是指服用五种或五种以上的药物。在佩吉之前，由我接诊的那个病人服用了九种药，再往前一个病人服用了十二种。佩吉服用了十五种。
自从2007年与希思和斯威尼一同撰写了那篇关于预防治疗的文章以来，迪·曼金就把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研究如何更好地帮助患者对自己服用的药物作出明智的选择上，即如何重获这三位医生认为非常缺乏的自主权。
曼金成为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初级保健专业的教授，后来又去了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在那里，她的研究围绕多重用药展开。曼金的团队开发了一个名叫“TAPER”的项目，也就是“多重用药评估和减量的团队处置法”。在曼金看来，重要的是这个项目的关键成员是患者本人。
“好吧，佩吉，我们从这儿开始。”我从左边那堆药盒里取出两盒药，“你觉得这些有用吗？”她看了看，点点头：“还可以。”“行，那就留下它们。”
佩吉笑了。我把对乙酰氨基酚和通便药放回一个冰激凌桶里，拿起有利尿作用的呋塞米，“如果你停用这个，我猜你的腿会肿起来，很快就会喘不过气。”乔赞同我的说法：“她上次住院的时候就发生过这个事儿。”于是我把呋塞米放回桶里，另外选了一盒药说：“这些能保持你的甲状腺功能正常，你可以停用一段时间，但如果太久不吃，会觉得累，动作迟缓。”我把甲状腺素片与其他起“保护”作用的药放在一起。（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