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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故乡的情书

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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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宁

周兵导演和我,都是从兰州走出来的孩子。后来我们在北京扎根,他在更辽阔的视野里拍过《故宫》《敦煌》,用镜头与千年时光对话;我跟着他学艺,看他如何把历史的厚重转化成影像的温度。这次共同执导《山河故事——我和我的城市》,于我是最珍贵的功课——既是向周兵导演致敬,也是带着他教给我的眼界,重新打量故乡。说到底,是他领我看见了世界的宽广,而兰州,让我看清了自己的来处。

决定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其实有些忐忑。兰州太熟悉了,熟悉到让人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但艾静,这个在兰州生活了六年的姑娘,用她的问题点醒了我:“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兰州,你最留恋的画面是什么?”她举着相机,把对这座城市的喜欢藏进了数百条短视频里。我突然意识到,让我回来的,从来不是某一座桥、某一碗面,而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人。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从策划到最终成片,这部影片经历了五十多版的修改,从第一版的120分钟,到最后呈现的80多分钟。每一次修改,都是一次与兰州的重新对话,都是一次学习倾听的过程。

第一个让我震动的,是何鄂。

拍摄“黄河母亲”的那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阳光落在雕塑的基座上。何鄂站在自己的作品前,像站在一个老朋友的面前。但那天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这位老人手臂上那只刺眼的医院手环,还有手背上输液后留下的胶布。原来那段时间她身体不适,住在医院里。医生和家里人都劝她好好休息,可她因为早就答应了我们的拍摄,执意请假从医院赶来。她就这样带着留置针的痕迹,站在黄河边,站在自己的“黄河母亲”面前,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那一刻,她关于“生命”的那句话突然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她说:“当艺术家把生命揉进去,作品就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他们的生命消失了,作品永恒了。”我看着老人挺直的背影,突然明白,为什么无论我走多远,只要回到兰州,就一定要去黄河岸边看看这座雕塑。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一位老人用几十年的岁月,为这座城市浇筑的坐标。它是母亲,也是归途,是兰州人情感的锚点。

然后是仲明华。

八十多岁了,每周三次,雷打不动地练功。我们拍他的时候,他正推着自行车穿过清晨的菜市场,车筐里装着西红柿和小辣椒。你很难把这个画面和舞台上那个翩若惊鸿的“神笔张”联系在一起。但当他换上练功服,在排练厅里抬起腿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倒流了四十多年。他说:“只要给我舞台,我就能展示我的实力。”这不是骄傲,这是一个舞者用一辈子换来的底气。从敦煌壁画到黄河剧院,从44岁到65岁,他把一个角色演成了自己的命。在仲明华身上,我看到了兰州最深沉的底色:沉默的坚守。

但这部片子真正让我兴奋的,是那些年轻的、蓬勃的面孔。

李梦宇,这个固执的设计师,非要把“Born in Lanzhou”印在T恤上、手机壳上、赛博朋克的霓虹灯里。他带我去看了他改造的商场,赛博朋克和中国风的混搭,霓虹灯和敦煌纹样的碰撞。他说想把兰州文化带到世界去。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熟悉的心情:我们这一代离开家乡的人,总想证明点什么,总想把自己来的地方告诉别人。李梦宇寻找的,是一种属于兰州的当代语言。

蒙谅也是如此。说起中国摇滚的版图,兰州是绕不开的名字。野孩子从黄河边走出来,低苦艾把西北的风沙唱进歌里,这片土地早就埋下了摇滚的种子。“葵LiveHouse”的十年,近一千场演出,蒙谅哑着嗓子调音,在后台给乐队准备三炮台和热毛巾。他有一种近乎倔强的担当。在蒙谅身上,我看到了兰州的另一面:它不仅有大河的沉稳,也有摇滚乐的炽烈——那是西北的风,是黄河的浪,是一代人不肯低头的声响。

曹飞和赵敏的故事,则让这部片子有了爱情的甜。山东男孩为了爱情和舞台来到兰州,从群舞跳到“神笔张”,从侧台走到正中央。舞台上的父女,生活中的爱人。求婚那场戏,曹飞在他们温馨的小家里单膝跪地,赵敏掩面点头。我在监视器后面,看着这个从异乡来的年轻人,把根扎进黄河岸边的泥土里。这是兰州的包容,也是这座城市的浪漫。

还有朱静和赵序茅。一个是凌晨四点扫街的环卫工人,一个是上山布设红外相机的“动物翻译官”。

拍朱静的那天,正宁路夜市的喧嚣刚刚散去,她穿着亮黄色的工装,在路灯下挥动扫帚。她说自己从没想过扫马路能扫八年,更没想过会觉得“特别光荣”。她错开饭点,把爱心早餐挪到中午吃,只为省下一顿饭钱。但她谈起女儿时,眼睛是亮的。这个在路灯下扫街的女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城市。她让我明白,山河之间不仅有史诗,更有无数沉默的、坚韧的日常。

赵序茅则带我进入了另一个兰州。说来惭愧,他带我们去的那座桥,是我和周兵导演在兰州生活多年却从未留意过的地方。而赵序茅,不过是在这里生活了一年的人。他甚至没喝过兰州街头随处可见的甜醅子奶茶,却知晓连我们这些“老兰州”都不知道的角落。他放弃北京的工作来到兰州,只为摸清这片土地上的生态家底。他说人类与万物是命运共同体。跟着他,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兰州的丰富:它不仅属于人类,也属于那些细小的生命。

剪辑的日子是痛苦的。有时候凌晨三点,我和周兵导演还在剪辑室里争论:仲明华老师的那段独白带不带?朱静接女儿的镜头留几秒?赵序茅看蜘蛛的段落会不会太慢?

周兵导演常说:“纪录片不是导演的作品,是时间本身的作品。你只是替时间保管这些画面。”这句话成了我们的准则。我们减掉了很多漂亮的空镜,减掉了很多煽情的音乐,减掉了很多我们自以为深刻的旁白。最后留下来的,是那些人最本真的状态:何鄂站在雕塑前深情凝望的背影,仲明华练功时的喘息,艾静在讲述亭里听到的方言,曹飞求婚时的颤抖,朱静扫地时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赵序茅在山林间布设相机的专注侧影。

这些声音和画面,构成了兰州真正的脉搏。

有人说,纪录片导演是时代的见证者。但拍摄《山河故事》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更像是一群归乡的孩子,重新学习如何用自己的眼睛看家乡。我和周兵导演离开兰州多年,但回到兰州,回到黄河边,回到那些熟悉的街巷,我们才发现,所谓故乡,就是你走得再远,也总有一根线牵着你的地方。这根线可能是黄河水的声音,可能是兰州话里那句“满福”,也可能是某个冬日清晨一碗牛肉面的热气。

这部电影不是旅游宣传片,不是城市传记。它是两个离家的兰州孩子写给故乡的一封情书,是两代影像人共同完成的一次接力。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一座城市凭什么让人留恋?

首映的前夜,我又去了一趟黄河岸边。深夜的中山桥灯火通明,河水在桥下无声地奔涌。我想起艾静在片子里说的那句话:“只要有归属感,这里就是属于你的城市。”

是啊,山河故事,也是你的故事。

希望看完这部电影的你,无论身在兰州,还是远在异乡,都能想起某个让你心安的瞬间,某个属于你的“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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