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走进阿嬷的潮汕》一书的出版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毫无关系，那是说不过去的；但若认定此乃跟风之作，则又大谬不然。此前好几年，广东教育出版社一直跟我们三位主编商议，如何将总共四册的《潮汕文化读本》改造成面向全国的大众读物。这套2017年初刊、日后多次重印的乡土教材，在潮汕地区声誉甚佳，在东南亚华侨中也有一定的知名度。若改弦易辙，须大动干戈。或删繁就简，或拾遗补缺，或拓展视野，或深化内涵，那样才可能兼及雅俗，呈现一个丰富多彩、活色生香的“潮汕”。
确实是电影提醒了我们：地域、乡土与方言，并非绝对的阅读障碍，若能洞察时代风云，深入人心与人性，讲好“潮汕故事”，同样可以吸引无数读者。而要做到这一点，外靠社会转型，内凭自身努力。前者说的是“想象早十年二十年，公众不见得欣赏潮汕人相对古典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表达”；后者则是我在电影北大映后对谈中提及的“三十年文化托举，成就一部出圈电影”。具体到此书的编写策略，除了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之东风，更以此前《潮学集成》的学术积累、《潮汕文化三人谈》的文化关怀、《韩江两岸》的叙述笔调，来全方位地拓展与提升乡土文化读物的趣味与品质。
从电影到图书，最为关键的借鉴，是阿嬷的象征意义。9月初，在广东广州南国书香节的《走进阿嬷的潮汕》新书分享会上，我这样回答此书为何以“阿嬷”命名：“祖母或外祖母，为什么会更加让人感到贴心？我想，在潮汕的家庭结构里面，这是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很多家庭都是男主人出去打拼、下南洋，然后寄钱回来养家。寄钱回来的侨批，大都是寄给家长，寄给那个家族的阿公或者阿嬷。所以，阿嬷在潮汕社会里面往往扮演着支撑整个家庭的角色。这是潮汕家庭特有的结构。我们用‘阿嬷’作为一个符号，代表潮汕女性、潮汕家庭，以及潮汕家庭里面祖孙之间的温情。”
这个承担苦难与责任、兼具权威与慈爱的角色，比《杨家将》中的佘太君或《红楼梦》里的贾母，更为真实可信。朋友们谈及潮汕族群的特点，往往表彰潮商、潮儒、潮匠，还有就是潮女——潮汕女性的聪慧、善良与坚忍不拔，不仅体现在风姿绰约的“雅姿娘”，更落实为饱经沧桑、从容淡定的“阿嬷”。
谈论潮汕族群，民俗与美食之外，更值得认真辨析的是“侨批”的家国情怀与“阿嬷”的忍辱负重，二者互为观照，方能洞察巨大的历史波澜与斑驳的人生际遇。在我看来，阿嬷不仅是十分称职的导游，更是书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一本大众文化读物，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好看”，更包括深沉的寄托与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