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 严丹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三年多来，57个县（市）GDP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41∶1缩小至2.31∶1。当前，“百千万工程”向纵深推进，发展重心正从补齐显性短板向激发内在活力转变。外部帮扶与内生发展的动力转化，正成为决定“百千万工程”实施成效的关键变量。以机制之变促动力之变，是实现从外力帮扶到内生发展转型的必由之路。
立足新方位，厘清动力转化的内在逻辑
“百千万工程”构建了横向协作、纵向帮扶、驻镇帮镇扶村协同联动的帮扶体系，并创新开展百校联百县“双百行动”。这种高强度、密集化的外部赋能，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必须清醒看到，只有将外部帮扶转化为县域自身的“造血”能力，才能获得更好、更可持续的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能的生成和转化，是兴县强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外源式发展依靠外部资源注入，见效快但难以沉淀为持久能力；内生式发展依托本土要素、本土主体与自有机制，起步虽慢却后劲更足。实现两者有机衔接、有效融合的枢纽在于机制。转化融合的核心，在于三个维度的实质性跃升：一是资源内生，土地、生态、文化等本土要素，由被动接受外力配置转变为能够自主增值的资本载体；二是主体内生，本地企业、村集体和农民真正成为产业链条的决策与收益主体；三是机制内生，县域自主制度安排能够脱离外部帮扶实现常态化运转。
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无论是推进放权赋能、盘活土地，还是设立高质量投资基金，各类改革探索、扶持政策各有侧重，但底层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在机制层面寻求破题。破解帮扶依赖、实现动力转化，绝不能仅靠资源的单向堆砌，必须依靠系统性的机制重塑。
统筹四个维度，一体推进动力再造
机制创新并非从无到有的简单创设，而是在既有帮扶体系基础上的深化与跃升。有机融合各类改革探索，应聚焦放权赋能、要素激活、主体培育、利益联结四个维度进行系统重塑。
其一，深化放权赋能机制改革，筑牢基层自主谋划根基。内生发展的首要条件，是赋予县域因地制宜谋划发展的自主权。县域权责匹配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基层活力。新阶段应持续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事权、财权、管理权有序下沉，拓展县域在资源配置与项目选择上的自主空间。同时，校准考核评价方向，完善分类考核导向，适度弱化短期工程数量指标权重，突出本土产业培育、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增收等长效内生指标。以科学的激励导向逐步扭转任务驱动型的发展惯性，从体制层面释放基层求新求变的主动性。
其二，构建存量循环机制，夯实产业起步的要素支撑。针对帮扶资金一次性消耗、长效赋能不足的潜在风险，应积极、稳妥推进财政帮扶资金“补改投”等改革，将部分无偿补助转化为村集体的长期股权，把阶段性投入固化为县域可存续、可增值的资本，更好发挥财政资金的种子资本撬动作用。同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打通要素下沉、沉淀增值、循环利用的体制堵点，推动闲置土地、农房等要素就地转化为发展资本，实现县域资源禀赋向产业资本的有效跨越。
其三，构建产业主体培育机制，激发内生增长的核心引擎。一方面，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特色赛道，引导外部产业资本深度嵌入县域经济，在延链补链中培育根植性强、成长性稳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将培育本土“主战力量”置于核心位置，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向产业经营型升级，规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吸引返乡创业青年；同步依托龙头企业培育“产业村长”、乡村工匠，造就一支懂技术、善经营的本土人才队伍。唯有本土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县域方能拥有一支扎根本土的产业生力军。
其四，构建利益共享机制，筑牢共享发展的社会基石。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健全“政企银村”多元协同机制与联农带农机制，让群众从发展的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和受益者，防范利益分配失衡风险。应因地制宜推广股份合作、保底分红、收益共享等模式，将阶段性的动员帮扶转化为常态化的利益共享，真正激发基层群众的内生积极性。
打破路径依赖，推动县域发展行稳致远
机制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各项内生动力机制在起步阶段往往具有脆弱性。当前广东已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一套工作保障机制。将机制创新的成果转化为长效的制度优势，关键要从产权界定、考核导向与风险防控三个方面筑牢底座。
其一，健全产权登记与流转配套制度，保障资本循环合法合规。“补改投”等要素盘活机制，若缺乏后端制度兜底，极易引发资产流失或权责不清。因此，必须加快健全资产评估、股权登记、收益分配、退出流转等配套制度。要从法律层面明确村集体股权的权属边界与风险防控办法，建立合理的风险隔离机制，防止简单化、形式化的“一股了之”“一投了之”。只有通过清晰的产权制度，才能让帮扶资金真正成为留在县域、安全生息的长效资本。
其二，重塑内生导向的考核体系，保障放权赋能不走偏。基层自主发展机制能否长效运转，取决于政绩评价的导向。必须从制度上扭转重投入、轻运营的发展惯性。在考核评价中，不仅要看资金和项目落地的数量，更要看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长、本土经营主体存活率等内生性指标；不仅要看帮扶期间的显性变化，更要看帮扶退出后的产业存续能力。通过考核制度的刚性约束，引导各方从追求短期政绩转向多做打基础、利长远之事。
其三，完善托底与监督防护网络，保障利益协同长期稳定。联农带农机制的运转，既要靠利益驱动，也要靠风险防范机制来保驾护航。坚持精准帮扶与开发式帮扶并举，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在产业运营中，健全农业保险体系与风险保障基金，增强县域特色产业抵御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的能力。同时，强化村务公开、民主议事和审计监督制度，严防基层微腐败，为利益协同的长期稳定运行提供坚实托底。
作者简介：王平，广东财经大学人力资源学院讲师；严丹，广东财经大学广东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力资源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基层公务员数字负担形成机制及缓释策略研究”（ZBJYB01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政府建设下基层公务员数字化转型抗拒的诱发机理及缓释路径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GD25CGG2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