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展，是今年十一假期国博的首个考古新展。200余件（套）文物，从聚落讲到国家，见证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历史变迁，以资源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这件出土于垣曲县北白鹅的青铜盒与伴出的青铜勺，是先民在晋南生活的实物见证。对盒内残留物的科学检测显示，其中留有朱砂及大量多酚类物质，研究者推测，此盒可能是用于装药物或化妆品的器具。
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 田伟：不同的聚落出不同的东西，会发现很多农业生产，包括日常生活的残留物，聚落考古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手段就是区分不同的功能区，科技考古的成果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
什么影响了聚落的产生？考古发现显示，部分遗址的分布与铜矿的开采、冶炼有关，另一部分则可能与盐业的生产、储存、运输有关，聚落呈现明显的资源导向。
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 田伟：盐池周边实际上不太适合开展农业生产，但在仰韶早期，这个地方大量出现聚落，说明他们的目的就是利用盐业资源。
河东盐池的盐业资源，不仅支撑着生产生活，更见证了广泛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交往。清凉寺墓地出土的三孔石刀，反映出东部玉石文化北上和西渐的过程；绿松石嵌片工艺精湛，成为高等级人群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 田伟：晋南基本是不见绿松石矿的，绿松石嵌片装饰品的存在，说明当时有远距离的贡赋或者贸易行为，这是复原早期社会，特别是上层人群相互之间交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材料。
夏商时期，中条山铜矿催生王朝重镇兴起，西吴壁遗址铜炼渣、矿石等大量冶铜遗存的发现，也成为早期国家对资源控制与管理的重要见证。直至两周时期礼制铸就，当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始终和中华文明的兴起与演进紧密相连。
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 田伟：铜可以铸造成兵器，可以维系祭祀和礼仪。在夏和商代前期，中原王朝用的铜料，主要来源于中条山地区。到了商代前期偏晚阶段，长江中游的铜矿才开始兴盛起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支撑了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