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中国上映了一部足以载入史册的电影——至少我希望如此。那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是凭《我不是药神》一举成名、以刻画“小人物”著称的文牧野。影片由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喜剧演员沈腾与演技派青年演员蒋奇明联袂主演，上映前便已引发广泛关注。不少观众一听说是沈腾主演，本打算去电影院大笑一场，结果却是嚎啕大哭着走出来的。
这部电影本质上是一部战争片。而一提到国产热门战争片，很多人会想到《战狼》系列，认定它必定是那种受尽欺凌的中国士兵反过来痛击邪恶外国士兵的套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少有电影像本片这样彻底打破期待。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战电影，是近年来国产片中难得一见的反战之作。
上映以来，许多评论倾向于从国家叙事、文明对话的角度来解读本片。然而，这种读法不过是在同一种想象力——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称之为“漫长的九〇年代”的、试图在好莱坞之外建立另一套普遍性话语的冲动——的内部来消化这部作品罢了（参见拙稿《从〈三体〉到〈罗小黑战记〉——超越“漫长的九〇年代”的当代中国思想与文化》，日本岩波书店《思想》2026年2月号）。本片的意义毋宁说在于一个脱离了那种冲动的位置：它提示出一种伴随着时间性的、得以在“愚”之中驻足的场所。这里所说的“愚”，取自日本思想家东浩纪在《和平与愚蠢》一书中的用法，不是骂人的“愚蠢”，而是一种“不去思考”的理想但却又充满悖论的生存状态。
《欢迎来龙餐馆》剧情回溯
《欢迎来龙餐馆》剧照
故事从二十年后的现在回溯展开。舞台是2002年，一座遭到美军入侵的中东某国首都。在中国东北经营小饭馆的徐福（沈腾饰）因一场火灾事故背上巨额债务，为了还债，把家人留在国内，来到这座城市的中餐馆“龙餐馆”担任主厨。关照他的是与当地女性订了婚的大堂经理马俊生（蒋奇明饰）。餐馆老板是水电部官员扎伊德，附近孤儿院的孩子们天天跑到后厨来讨吃的。徐福发现其中一个叫赛夫的孩子有做菜的天分，便收他为徒。
即便战火吞没了整座城市，徐福也没有回国。因为他用餐馆一半的股权换来了向美军安全区供餐的活计。另一方面，扎伊德为给患病的女儿买药而与美方中间人发生冲突，中间人把他的情报卖给了极端组织，妻子和女儿因此被杀，他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仅仅因为是合伙人，徐福和马俊生便被美军拘押，被迫在拘留营的后厨干活。远水解不了近渴，在异国他乡他们只能靠自己。在那里，他们近距离目睹了孩子们被制造成人肉炸弹的过程。
此后美军基地遭到极端组织袭击，徐福、马俊生和赛夫三人被囚禁在极端组织经营的少年兵学校的后厨。这里同样等不来救援。马俊生为了让孩子们逃走而丧命，徐福带着23名孤儿奔向国境。追来的是如今已成为教官的扎伊德。他抓住徐福，朝他的脸开了一枪……
从“宏大叙事”到“做菜”
徐福对战争、宗教、民族这类“宏大叙事”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冲突正当性毫无兴趣。他只是想挣钱，还上那笔社会保障无法覆盖的债。而且他也不掩饰自己想要发战争财。尽管如此，正因为这份草根气质，他同时具备一种“普通”的善良。此处所说的“普通”，指的是能够不问属性与立场地与他人保持关系。徐福看到挨饿的孩子，就忍不住给他们做饭。对他来说，做菜和吃饭才是这世上最要紧的事。
事实上，整部电影被他做菜的场面填满。中式大火爆炒、利落的刀工、绚烂的摆盘……所有食材都在独特的和谐中闪闪发光，刺激着观众的食欲。大人和孩子们大口吃着这些菜，在战争之中露出幸福的表情。
他不只给普通人做菜，也给美军做、给恐怖分子做。哪怕是被强迫的，他也绝不敷衍，总要拼尽全力做出最好吃的菜。这一切始于“为了钱”这个再直白不过的理由。就此而言，他也完全可以被描述成一个利益至上的精明商人形象。但影片随后要呈现的是：做菜才是真正的伦理。
本片之所以是反战电影，并不是因为它描绘了“战争的悲惨”与“人性的光辉”这类老生常谈，而是因为它清晰地勾勒出了一种位于“战争”之本质的对立面的伦理。
战争的宇宙论与烹饪的宇宙论
《欢迎来龙餐馆》剧照
战争的反面不是和平。二者不过是同一个宇宙论中的两个要素。所谓宇宙论（cosmology），此处不是天文学意义上的，而是指一套解释整个世界的象征体系——事物的价值、人们的行动及其意义，都在与这套体系的关系中被确定下来。战争与和平处于同一个宇宙论之内。之所以可以说打仗是为了和平，之所以与破坏和平者开战可以被正当化，原因正在于此。与此相对，在这部电影中，战争与烹饪看上去分属两个不同的宇宙论。
与众多描写现代战争的电影一样，本片中战争的象征是子弹。它穿过人体，破坏作为有机体的人体组织。炸弹同样被当作战争的象征来描写。它炸裂、迸散，以惊人的速度贯穿整个空间，摧毁那里的一切。它在使事物不再是其所是的同时，又让它们永远停留在其所是的状态。因为死亡破坏活着的东西，并把它定格在生命的最后一瞬。就此而言，破坏是一种不让人成长、成熟、变化的东西。
而且，战争还破坏家庭、社会和民族。它摧毁此前存在的人际关系，摧毁历史地形成的有机关联。并且，战争制造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所追求的不是恢复与重建，而是对破坏本身的报复。他们使用子弹和炸弹，去破坏破坏者们的组织。所以，正如影片所描写的，极端的恐怖分子欺骗本国无辜的孩子，让他们背上炸弹，冲向美军引爆。在把破坏的逻辑也施加于自身这一点上，他们与自己的敌人美军共享着同一个宇宙论。
那么烹饪呢？吃菜，就是让它通过体内。在这一点上，它和子弹、弹片是一样的。然而，菜肴并不破坏作为有机体的人体组织，而是维持它、使它生长。它通过人体的速度极其缓慢。因为它不是要爆散，而是要作为营养被吸收。此外，做菜虽然伴随着对食材的分解与破坏，但那是为了让它们在审美上、营养上变得更好，是为了在另一个维度上使之和谐，而不是破坏关系与组织。人们围坐在摆满了和谐食材的菜肴的餐桌旁，建立起新的关系。身为外来者的中国人徐福与当地人、与美军加深关系，全都发生在餐桌上。餐桌把对立者之间的对立暂且搁置，将其引向更为和谐的关系。
赛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锋利的剑”。他试图用剑——也就是菜刀——刺向袭击徐福的美军，这一场面极具象征性。在战争的宇宙论中，作为“器”的剑是用来破坏的；而在烹饪的宇宙论中，菜刀是为了让食材更加和谐而使用的。赛夫抓起的菜刀，在即将够到美军的一瞬被拴在操作台上的铁链拉停。烹饪的宇宙论中的“器”，阻止了他成为恐怖分子。同样是剑，在不同的宇宙论中却具有完全不同的伦理意义。
和谐、照护、变化
一说到和谐，人们或许会从中读出静态的关系与权力。然而，这部电影所描绘的、由烹饪的宇宙论所象征的和谐，毋宁说是由对变化的信任本身所支撑的。
徐福收战争孤儿赛夫为徒。恐怖分子和美军都把这个孩子说成“天生的战士”或“天生的恐怖分子”，坚信他长大后必定会拿起枪和炸弹。这与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称为“黑暗森林法则”的逻辑同构：因为他者必定会前来消灭自己，所以只能抢先消灭对方。与之相对，徐福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好厨师。并且他说，如果没有那些打仗的人，就不会有什么战士或恐怖分子诞生。也就是说，徐福清楚地意识到，在他们的战士观、恐怖分子观背后，存在着一种强行规定每个人应处位置的静态权力。
《欢迎来龙餐馆》剧照
与此相对，徐福在这个孩子身上发现的，是照料、拯救其他孩子的温柔，也就是朝向“照护”（care）的取向。[注：此处“照护”取英文care之意，指照料、看护的伦理实践，不同于中文惯用的“关怀”所暗示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 他抵抗战争这一权力场域，试图以烹饪改变赛夫。他相信这个孩子一定能够改变。在笔者前述那篇论文中，也曾把《罗小黑战记》中无限与小黑的师徒关系，作为对抗这种必然性的“照护”来讨论。小黑／赛夫这样因战争而成为孤儿的孩子，先化解其最初的敌意，再收为徒弟，结成拟家族，使他们不至于败给来自另一个宇宙论的诱惑而成为恐怖分子，而是成长为另一种伦理主体。师徒关系当然也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但它既不同于美军与当地之间的静态不对称（“天生的恐怖分子”），也不同于少年兵学校的教官与孩子们之间的静态关系（“天生的战士”），它是烹饪的宇宙论中的那种不对称：帮助弱者成长，促成其与世界的和谐。
而且这种不对称并非单向的。徐福本人也因收赛夫为徒而发生了改变。他为了钱把年迈的母亲和女儿留在中国，为了钱在战争爆发后也不肯回国，一心要赚发战争财。也就是说，他曾是那种为了利益而轻视乃至放弃照护的人。然而在与赛夫他们的交往中，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会去照护的人。换言之，是赛夫把他奉为师父，才使他成为真正的师父。徐福同样是被照护的存在。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厨师也并非一开始就属于烹饪这一宇宙论。
要走到那一步，需要时间。不是子弹、炸弹那样瞬间破坏的时间，而是像做菜那样慢慢达成和谐的时间。更进一步，这部电影还描绘了两个宇宙论交汇的瞬间，描绘了战争的宇宙论被烹饪的宇宙论所改变的一刻。
面对因美军军官的算计而失去妻女、陷入失意的扎伊德，徐福想喂他吃点东西，说了一句“张嘴”。那是徐福对扎伊德所能做的唯一的照护。后来扎伊德成了恐怖分子，朝徐福的脸开了一枪。但在开枪之前，扎伊德像当年徐福对他做的那样说了句“张嘴”。因为这样，子弹从他的左颊贯穿到右颊，避免了牙齿碎裂、飞溅入脑的后果。
那一刻，扎伊德所身陷的战争的宇宙论，被烹饪的宇宙论中的“张嘴”稍稍订正了一点。
如果借用语言学中“中动态”的概念来理解——即既非主动选择、也非被动强迫，而是某种身体记忆的自然流露——也可以认为，那既不是他主动选择的行为，也不是被强制的行为，而是他曾经受到的照护作为一个身体姿势通过他自然地显现了出来。
“愚”与宇宙论
最后我想再次思考一下：徐福作为“客人”来到这个国家，又作为“幕后之人”始终留在后厨，这件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战火吞没了城市，他也没有回国。虽说是被强行带走的，但他给美军、也给极端分子全力以赴地做菜。那既不是勇气，也不是抵抗。他没有去想哪一方才是正确的。正因为没有去想，他才能给任何人端上盘子。留在后厨，说到底就是“不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徐福的举止也可以看作是东浩纪在《和平与愚蠢》中所论述的“愚＝不思考”的实践。因为他发着战争财，站在拘留营的后厨，一边目睹孩子们被制造成人肉炸弹的过程，一边仍旧颠着锅。
战争同样由“愚”驱动。人们或是把种种荒谬的逻辑合理化，或是连合理化都没有便随波逐流地杀人。在营中让孩子背上炸弹的大人们，恐怕也是这样一步步把每一道手续合理化过来的。愚本身不具有伦理性，它被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
那么，在这部电影里，同样的愚为什么在一边成了恶，在另一边却成了伦理？会不会是因为，愚被放置在哪个宇宙论之中，它的意义就随之改变？既然愚对人的生存而言不可避免，那么如果只有一个宇宙论，愚的去向也就只有一个。
在战争与和平的宇宙论中，不思考意味着要么把自己交给破坏的速度，要么以同样的速度反推回去；意味着原封不动地接受谁是敌人、谁是友军的观念，乃至接受世界上存在敌我这一观念本身。
与之相对，在烹饪的宇宙论中，不思考意味着不审查对方是什么人便把他迎上餐桌。这部电影的片名一开始就是“欢迎”，这一点颇具启示。这里的欢迎，指的是只要能带来益处便不挑来者。什么算是益处会随情况而变，而且可以事后被订正，所以无法预先决定谁会带来益处。因此不审查，尽量不去思考。用东浩纪的话说，这也就是把“观光客”迎进来——不是以主人审视客人的姿态，而是对一切来者敞开。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反对战争并不是舍弃愚去思考，而是把愚重新安放到另一个宇宙论之中。所谓“使不思考成为可能”，可以说就是：为了不让我们在生活中无论如何都会背负的愚被战争的宇宙论所支配，而确保另一个宇宙论；并且为了不让这个宇宙论也被某种特定的叙事所回收，而拥有复数的宇宙论。而且正如徐福所做的那样，这需要的不是子弹的一瞬，而是处理食材、下火、尝味、装盘所需的那些时间。
这是一种多元主义的立场，但它与通常的多元主义讨论不同。后者大多以能够正确思考的主体为前提：一个能够比较考察多个框架、认识到不可通约性、并在其间恰当往返的主体。也就是说，多元性往往被呈现为认识论上的精致。然而这里的表述意在相反的方向。我们每个人都是愚的。愚不可避免，而且被平等地分配。既然如此，需要多元化的就不是对愚的排除与压抑，而恰恰是对它的安放。我把多元性理解为不是判断力之高，而是对判断力之缺席的一种预备。
吸收这些菜肴的不只是身体。我们的伦理叙事同样吸收它，把它当作养分。徐福在离开中东的二十年里记住了那里的人与事，并在日常生活中以做菜的形式，尽全力去照护当年为了钱而抛下的家人。赛夫也一样，为了用二十年的时间记住这一切，他待在那个不去思考战争、充满“愚”的“幕后”——后厨里，不断做着冠以“徐福”之名的菜：“徐福烩饭”。而那正是一道把剩下的配料、本来只会被丢弃的材料（在影片中是那些被当作弃子的孩子的象征）最大限度地“和谐"起来，并最终“订正”了扎伊德的战争宇宙论的菜。
不是空间而是时间。不是一瞬的关系而是记忆。不是长袖善舞、攫取利益的精明，而是不思考的愚。过去二十余年的中国思想文化，一直被困在空间与权力中的破坏性竞争这一问题系里。但正如《罗小黑战记》和本片，以及更多文化现象（“中式梦核”“情绪价值”等）所显示的那样，时间与照护的问题系已开始浮现到台前，一场巨大的变化正在发生。
诺兰《奥德赛》与《欢迎来龙餐馆》的对照性
同期上映的战争片中，有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德赛》。作为分别以象征性方式呈现不同文化传统中关于战争与和平之想象力的作品，二者值得比较。这里仅把笔者注意到的几点作为附记留下。
《奥德赛》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关于“精明"与“愚"的故事。奥德修斯赢得了特洛伊战争，因为他精明地想出了木马这一计策。这是作为精明谋士的奥德修斯。然而本片的特点在于，诺兰把这份精明重写成了“愚”。他的胜利带来了何等惨烈的后果，是在胜利之后才让他痛切领悟的。那正是对自身之愚的自觉。这里寄托着对战争的深刻自省。但结尾处提出的“在未曾见过的西方之地祭奠”“向着地平线的彼方”“文明终将重建”等一连串抽象的言辞，在笔者看来又显示出它依然寄望于这样一种信仰：愚终将被理性所克服。
与之相对，如上所论，《龙餐馆》所描绘的是：愚并非被理性所克服，而是通过被重新安放到另一个宇宙论——例如烹饪——之中而得到订正。“在未曾见过的西方之地祭奠"“向着地平线的彼方"“文明终将重建"，这些都不过是单一宇宙论内部的推迟；正如地球是圆的，宇宙论也是圆的、封闭的。所以终究会回到原处。地平线不会消失，但它也不会把我们带到新的地方。
两部作品都把“款待”与“欢迎”置于中心。《奥德赛》中的款待（xenia，古希腊的待客之道）是由宙斯的律法、即神这一超越性审级所担保的强烈伦理要求（“那个陌生人也许就是神”）；而《龙餐馆》中的“欢迎”则依托于金钱，也就是世俗的欲望。当精明导致神的律法被打破时，它便像瘟疫一样使人们的关系与伦理崩溃；而在《龙餐馆》里，即便世俗欲望被剥夺，“总得给人饭吃”这一理所当然——也就是“愚”——仍在持续驱动着它。前者把无条件的款待表象为不可能达成的超越性，后者则把款待的条件表象为愚的保有与迁移。
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对“吃”的定位截然相反。在《奥德赛》中，“吃”往往作为贪婪与愚的象征使人们走向毁灭。滥用款待之礼、连年白吃白喝的宾客也好，一天吃掉两名士兵的独眼巨人也好，吃了喀耳刻的食物而变成猪的士兵——也就是那些忍不住吃了赫利俄斯之牛的士兵——也好，全都被描写为否定性的东西。在荷马的《奥德赛》里，吃这件事也是在战争与和平的宇宙论内部被讲述的。
与之相对，在《龙餐馆》中，“吃”既是世俗贪婪与愚的象征，同时——不，正因如此——被描绘为伦理之物的条件。因为后者把“吃”放置在了战争与和平之外的另一个宇宙论之中。就此而言，喀耳刻或许可以说是一个没能被安放进恰当宇宙论的徐福。
说到底，“反省”或许会再次证明我们的精明，但只要把伦理的条件安放在那里，我们就极有可能再度被关进同一个封闭区域。回想一下诺兰以往电影中“反省”的局限，大概就会有所会意。在那些作品里反复出现的结构是：反省成了作为加害者的主人公内心深度的证明，并以再次确认其智性与苦恼的方式收尾。奥德修斯不过是其中一个新例子。与之相对，不反省的“愚”或许会把我们引向恶，但它也始终向着在另一个宇宙论中被订正为善的可能性敞开，是具有两义性的。
就此而言（虽然笔者日后或许会改变看法并加以订正），在笔者看来，《奥德赛》与其对古典的崭新再解释——正因如此它才称得上是一部出色的电影——相反，是一部相当保守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