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1年，唐朝高仙芝的军队在怛罗斯被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军队打败，一位文书杜环被俘。他得到阿拉伯人的善待，还有机会到各地游历，到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北部。12年后他回到唐朝，记录了他的经历，其中有一千多字流传到今天。这是中文典籍中对阿拉伯和伊斯兰教最早最准确的正面记录，杜环也是有明确记载的中国到达埃及的第一人。
公元1346年，来自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经过艰辛曲折的远航到达元朝，经历广州、泉州、杭州等地，留下内容丰富的游记。尽管在此前的唐朝后期，聚居在广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及其家属已经超过10万，在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也有不少阿拉伯人聚居，元朝的泉州更以其阿拉伯风情著称于世，却没有留下像伊本•白图泰这样翔实的记录。
这些无疑是中国与阿拉伯之间人员来往和文化交流的盛事，但与我们这两个伟大文明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众多的人口相比，还是很不相称的。与其他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交流，更显得微不足道。
由于两国领导人的睿智和远见，早在上世纪60年代，埃及的大学中设立了中文系，中国的大学中设立了阿拉伯语系。1964年，我一位同班同学在报考大学时被调剂录取到上海外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阿拉伯语系，因为当年阿拉伯语系扩大招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埃及之间的人员来往、旅游商贸、文化交流、科技合作有了空前增加和长足进步。双方都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条件相互交流，相互了解。
2003年，中央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卫视联合摄制大型电视纪录片《走进非洲》，邀我担任北线（从摩洛哥到埃及到肯尼亚等8国）的嘉宾主持。亲身经历使我对伟大的埃及文明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和更深刻的感悟。当我站在厚厚的干涸淤泥层上，我明白了尼罗河的泛滥对尼罗河三角洲成为埃及文明基础的决定性意义。在西奈半岛的圣凯瑟琳修道院，面对并列千年的穆斯林清真寺和基督教高塔，目睹贝都因人守护着基督教的圣物，我见证了不同宗教、不同民族长期共存的和谐。在开罗博物馆观赏的纸莎草文书、图画，我在青尼罗河的源头看到了它们的原料——大片野生的纸莎草。在卡尔纳克神庙，在古埃及建筑内，希腊、罗马、阿拉伯、拜占庭的建筑元素并存。在三四百米空中的气球上，我俯瞰尼罗河滋养的绿洲，找到了底比斯文化存在的理由。从阿斯旺溯流而上直到苏丹的瓦迪哈勒法，我看到尼罗河两岸与黄河两岸截然不同的景观，开始思考黄河文明与尼罗河文明的差异及其原因。这部纪录片播出后产生巨大影响，不少观众和友人告诉我，他们就是看了这部纪录片后才对埃及和非洲产生兴趣，产生了亲自去看一看的愿望。
今天，影响中国与埃及之间、中国与阿拉伯之间交流交往的地理障碍和物质条件的困难已经不复存在，需要的是我们更加自觉的文明互鉴。文明互鉴的前提，是双方通过彼此的深入了解和理解，认识到世界上现存的文明，都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中国已故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为文明互鉴指明路途，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尊重对方的文化自信，切实地了解、理解对方的文化，真诚地欣赏、赞美对方的文化，认真地借鉴、学习对方的文化，才能实现人类各民族、各国家、各文明的和谐共处，才能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想。
【本文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在“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的主旨发言。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