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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新
2011年4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汪曾祺全集》出版研讨会，第一次见到孙郁老师。开会前跟他打招呼，他向身旁的熟人介绍我，声音响亮地说：“我是他的作者，我给他写过文章……”两年之前的2009年6月，我给孙老师写了一封约稿信，请他为我当时工作的《中学生阅读》杂志《追忆黄金时光》栏目写一篇短文。那本杂志是我中学生时代喜欢的读物，后来又有机缘为她工作了十多年。我在约稿信中说，“请您写少年时的生活，给孩子们一点启发、激励。我十多年前也是《中学生阅读》的读者，记得当年即从这本小刊中第一次知道周大新、刘震云、苏童、叶兆言、陈染等作家的名字，还‘按图索骥’地买他们的书来读”。其实第一次完整读到汪曾祺先生的文章，也是在1992年的《中学生阅读》杂志上。
一个多月后，收到孙郁老师发来的一篇短文《偶忆》，附了几句话：“文章写出来，很不满意，您定夺吧。”那篇文章蕴含深情，我读后觉得几乎不需做任何修改。写自己少年时因父亲遭遇厄运，随母亲下放辽南复州，阴郁的背景下有几抹亮色，遇到几位特别温暖的老师，带他画画、读书，得以接触到珂勒惠支、法复尔斯基的版画，读到艾青、汪静之、普希金、莱蒙托夫、穆旦的作品，这种生命经验甚至形成了反射，多年后在工作的机关，遇到为乡下图书馆捐书的活动，总是异常积极，主张捐经典的文学作品，“试图向和我一样饥渴于文字的孩子，伸出自己的手来”。
因汪结缘
和孙郁老师有更多交流，当是那次《汪曾祺全集》出版研讨会后。其时尚在三联书店工作的罗少强兄，说他约了孙老师写一本汪曾祺传，“你来做特约编辑吧”。我当然责无旁贷，或者说是求之不得。开会的间隙，和孙老师聊天时提到了这件事，他很开心。
稿子是几个月以后收到的。我先通读一遍，和平常所见的传记作品不同，孙老师这本书不是以线性叙事来讲传主的一生，所以书名叫《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而不是《汪曾祺传》。书稿一共分为三十章，每一章围绕某一主题或与传主相关的人来叙述。三十章就像三十个切片。总的来说，是以汪曾祺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为经，以同时代的作家及汪的师友为纬，深入剖析了汪曾祺的经历、创作观、作品的文学意义。在现实层面，作者孙郁老师和传主汪曾祺先生又是有直接接触的，文字中穿插了一些回忆的片段，使得整本书增添了灵动气息，不显得“隔”。粗读一遍，也觉得满眼生花、心旷神怡，很多我不了解的信息、想不到的角度，都浮现在眼前。
有一天忽然想起汪曾祺先生晚年的几个短篇小说，比如《薛大娘》《小孃孃》等，所透露出的创作心态变化，似乎书稿没有涉及。随即给少强兄打电话交流，当天又给孙郁老师写信，其中说：
《大淖记事》中，巧云和她的族群，“贞节意识”的淡漠，汪先生写来好像还是含蓄的，有点同情、悲悯的意味。晚年的几个短小说，如《薛大娘》《小孃孃》《窥浴》《护秋》，写性好像更直白了，而且对人物几乎是大声地赞叹。不知道这是作者一以贯之的态度，因写作阶段不同表现各异，还是汪先生在不同阶段思想有变化？
同一天邮箱里就收到了孙老师的回信：
建新：
您好。
来信很让我高兴。关于汪先生文本里的“性”，我确实没有深想，您的这个建议很好。我想想看能否补上。没有这个环节，大概真是个问题。谢谢您的提醒。
很快，孙老师补写了一章《食与色》。似乎是担心抹煞我建议增补这节文字的“贡献”，《食与色》后来发表在《书城》杂志时，孙老师特意在文前加了一段按语，说写此文是“朋友李建新”建议，还引用了几句我写给他的信，让我非常感动，也觉得惭悚。
真正把书稿打印出来动手编，是2012年初。印象最深的，是2012年4月到云南出差，前后十多天，我带了完整的书稿，稍有空闲时间就一字一句地看。那时候郑州单程到昆明的火车也要30多个小时，从昆明到腾冲、瑞丽、大理，最后又从昆明返回郑州。在火车上、大巴车上，都有看稿子的记忆，以至于我常觉得是那十多天就把书稿处理完的。
《汪曾祺闲录》是张胜做的装帧设计。关于章节页，他建议放汪曾祺著作的书影，我那时候已差不多买齐了汪先生在世时出版的所有集子，把手里的书一本一本找出来扫描，标出基本的出版信息。和张胜多次聊封面设计，我提到过汪先生文中曾说，“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段”。“鱼”刺激到张胜，有次在朋友家看到一块鱼化石，他用手机拍下来，最后用到了封面上。
汪曾祺是不是“士大夫”
汪曾祺先生身上有个贴了很久的标签“最后一个士大夫”，读他的作品越久，越觉得“士大夫”于他实在是不妥帖的，像一个夸张的、语出惊人的广告。
汪先生去世后不久，他的好友、诗人邵燕祥先生有一篇回忆文章《汪曾祺小记》，特意讨论了这个问题：
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也许是指他能诗、能书、能画，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文人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他不止一次劝年轻作家要更“有文化”，他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
我却宁愿说他是个自由派，是五四运动以后曾经成为新文化主流的那个自由派。他不是前朝遗老，他是前朝遗老的对立面。他的孩子有时叫他“老头子”，连孙女也跟着叫。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曾祺说他觉得一个现代的、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他又说，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但是这一条，若搁在巴金的《家》里，肯定是觉民、觉慧们才有的思想！不能见容于高老太爷和冯乐山那批士大夫的代表的。
《受戒》就更是异端了……这篇不长的小说偏偏反其道而行，大大“美化”边缘人物和“边缘情感”，宜乎使某些人瞠目，即令放它一马，也只不过视为冷盘，不能当成主菜了。
这样的文学勇气，与士大夫气能相容乎？
《汪曾祺闲录》中《各自的路》一章，比较了汪曾祺和邵燕祥，其中写道：“我们现在回头看，在对汪先生的认识上，邵燕祥是最有力度的人之一。因为在这里，他把文学史中的平淡的美里渗透的叛逆的思想提炼出来。汪曾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不食人间烟火。”
孙老师显然注意到了“士大夫”和汪先生是否匹配的问题。我记得也曾写信提出，主书名“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是否需要修改，但后来并没有坚持。
和《汪曾祺闲录》修订版“擦肩而过”
从2016年8月开始，有三年多的时间在北京“漂”，见到孙郁老师的机会更多了。记得我们去人民大学拜访过两次；有时候孙老师在他原来的工作单位鲁迅博物馆开会——我们当时借居鲁博办公，也有机会见面聊天。2017年，《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版权到期，给孙老师发消息问能不能拿给我们做一版，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几年参与《汪曾祺全集》的编辑工作，陆续也搜集到一些新资料。其中学者张国祯采访汪先生整理的《汪曾祺漫谈四十年代流行文学》，让我颇为兴奋，因为之前从未看到汪谈论张爱玲的材料。《汪曾祺闲录》中有一章《张爱玲的眼光》，但孙老师直接引用的，也只有张爱玲文章提及《八千岁》中“草炉饼”一节。《汪曾祺漫谈四十年代流行文学》中则有汪对张爱玲的直接评述，比如汪认为：“张爱玲有沧桑感，她是豪门之后，经历了大的变故磨难，这种沧桑感表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一个特点是俏皮，这种俏皮正是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现当代）女作家都普遍缺少的，看不到，是一种英国式的俏皮，表现出相当的机智，这是很难得的。”
《汪曾祺漫谈四十年代流行文学》一文发给孙郁老师，《张爱玲的眼光》一章内容便更丰富了。还有一点，是和孙老师沟通后，把书名正式修改为《汪曾祺闲录》。
《汪曾祺闲录》修订版前后做了一年多，一切完备，CIP（图书在版编目数据核字号）也申请下来了，做了数码印刷的样书。最后却随着各种变化，与即将付印的书擦肩而过。三年之后，接手的出版公司将其更名为《闲话汪曾祺》印了出来。
后来陆续读过不少汪曾祺先生的传记、评论，仍然觉得孙郁老师的写法是最特别的。前几年我曾斗胆说，“孙郁先生不是只在象牙塔内成长的‘纯粹’的学者，他的文章丝毫没有高头讲章的味道，不高高在上，不指指点点，而像是从内心长出来的植物，葱郁蓬勃，生机盎然”。《汪曾祺闲录》也是如此，这是一本蕴含各种线索的书，点到即止，不执着于考证、做结论，所以它蕴含了作者的性情，有一种活泼泼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