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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亚瑟
梁宗岱，中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学者。诗论著作《诗与真》等系统引介法国象征主义诗学，是中国早期比较诗学的经典成果。翻译方面，他是国内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一人。1970年，他以73岁高龄完整译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部154首，被余光中誉为“最佳翻译”。他还翻译过蒙田散文、歌德诗歌，还将陶渊明诗歌译成法文向西方传播。
早在二十年前，第一次读到学者梁宗岱翻译的里尔克《罗丹论》，那冷峻、犀利、富于穿透力的文笔一下子摄住了我的心，从此成为梁宗岱的终身热爱者，到处寻找他写作和翻译的诗歌和文章。后来从他的老友戴镏龄的回忆中读到他的狂言“我法文第一，研究罗曼·罗兰第一，翻译《浮士德》第一，制药第一，身体第一”时，更加被这个说话不加遮拦的狂汉所折服。
说起“法文第一”，梁宗岱留学法国时，与法国诗人瓦莱里和作家罗曼·罗兰结下了深厚友谊，两位大师直到1945年还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这在那一代留学生中是少有的。说起“身体第一”，梁宗岱一直坚持冷水浴，天天早上起来练功，还热衷制药绿素酊，堪称是难得的文武全才。
翻译家罗念生回忆说：“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进行一次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以梁宗岱的个性，最后谁“动弹不得”也未可知，但这种火爆脾气，充分体现了他的真性情。
2026年6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梁宗岱与沉樱的女儿梁思薇的回忆录《梁宗岱、沉樱与我》，恰好我手头有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甘少苏《宗岱和我》，两书对读，不免叫人跌破眼镜。前者是女儿视角，揭开了梁宗岱与前妻沉樱不“离”而别的过往；后者是伴侣甘少苏的笔触，既树立了梁宗岱的侠义形象，又为自己的行为做了合理掩饰，前后对比，“奇”点频出，说法各异，竟读出了不一样的况味。
一奇，奇在对包办婚姻的过高估量
在留法前，梁宗岱曾在家乡被包办过一门婚事，但他并未真正接纳这段旧式婚姻，曾写信要求离婚。1932年，留法归来后，他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在回乡省亲时，他不知发了哪门神经，竟去看望了那位“发妻”，此时那位“发妻”已另行结婚生子。在旁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纯属“没事找事”；在梁宗岱看来，这却是新式思想、绅士风度。谁知，在探望后，那位“发妻”竟到他任教的北京大学住进他的小院，指责他始乱终弃。
对此，一般人都选择不把事情闹大、默默赔钱了事，而梁宗岱则认为自己无错，坚持打官司。谁知，胡适等人竟帮这位“发妻”打赢了这场官司，令梁宗岱赔了五千五百块钱又颜面扫地。这事也让他从此与胡适结下梁子，成为他后来执意离开北平、远走他乡的重要诱因之一。
这是梁宗岱的年轻气盛、洋派思想首次遇到的挫折。
二奇，奇在梁宗岱出于侠义 却铸成荒唐婚姻
辞去北大教职后，梁宗岱在北平结识了才女沉樱。此时沉樱刚离过婚，她的前夫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之子马彦祥，二人育有一女。沉樱已出版《喜筵之后》《夜阑》《某少女》三本小说集，是当时文坛颇受瞩目的女作家，两人因文学志趣相投而迅速坠入爱河。1934年，梁宗岱与沉樱在东瀛度蜜月后，在天津结婚，此时梁宗岱已赴南开大学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梁宗岱带着夫人孩子等一家人辗转来到上海、广西、重庆，后在复旦大学任教，直到二女儿出生。婚后的家庭琐事、瓶瓶罐罐，彻底磨灭了恋爱时的浪漫激情，沉樱的小说创作也基本停滞。而梁宗岱生性耿直，不会伏低做小，所以二人经常吵架，此后分开。
就在这时，梁宗岱父亲去世，家族产业落入他人之手而逐渐败落，使他不得不中断学术生涯，返回广西百色打理这个烂摊子。就在这时，看惯西洋歌剧的梁宗岱被人拉着看了一场粤剧，竟被粤剧女伶甘少苏的唱腔与身段深深吸引，从此他深陷其中。甘少苏的二十多年经历也是历尽苦难，前后两次委身于男人而深受伤害。梁宗岱大显侠义本色，不仅花三万元为甘少苏赎身，更愿成为她的守护神。饱尝人间艰辛的甘少苏，因此深深依恋这位教授才子，二人竟于1942年3月在百色宣布结婚。
这段充满戏剧性的结合，完全出乎沉樱的意料。梁宗岱在一段时间内，一方面不肯放弃沉樱，一方面又与甘少苏维持着事实婚姻。其时，沉樱已为梁宗岱育有两女，肚中尚怀有一子。很难想象，一个留法多年、受新思想浸淫的学者，封建意识还如此牢固，竟如此坦然地周旋于新旧两种婚姻形态之间。这种看似矛盾的生存状态，恰恰折射出他性格中极度自我与浪漫不羁的特质。
但深受新思想影响的新女性沉樱绝对不会接受这段荒唐的婚姻，她在1948年毅然随其弟出走台湾，表示“永世不再见梁宗岱”，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二人始终没有办理离婚手续。而梁宗岱则留在大陆，与甘少苏在百色相守至终。
三奇，奇在竟把制药作为后半生的志业
梁宗岱出身中医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对草药药理怀有浓厚兴趣。他在经营家族产业的同时，一直在潜心研究绿素酊，并花费大量资金建厂生产。对向他求医问药的，他也从不吝惜，经常自掏腰包向贫苦患者免费赠药。
在《宗岱与我》中，甘少苏是这样记载梁宗岱对她和沉樱的比较的：“对于我来说，你比沉樱更适合些，沉樱是个读书人，许多事情都不会做，不会做生意，研制中药也帮不了忙，而你在这些方面都是我的好帮手，为我顶起了半个家。”
在梁宗岱的后半生里，如果没有甘少苏，梁宗岱也许不会把精力过多用于制药。据《宗岱与我》描述，他研制的绿素酊，简直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可外敷、可内服，甚至深度昏迷也可起死回生。可惜经当地医疗单位验证，无充足临床疗效依据，其实际功效远不及书中渲染那般神乎其神，始终未予批准投产。
应该说，梁宗岱后半生迷恋于研制中药，也是他远离学术的一种心理寄托。
自1944年离开复旦大学，梁宗岱一直居于广西百色老家，逐渐淡出主流文坛视线；直到1956年，广州的中山大学成立法语系，梁宗岱受聘教授后才重归学术。
晚年他虽重执教鞭，却难复昔日译笔辉煌，原计划的莎士比亚全集未翻译完，已完成的歌德《浮士德》下卷也不翼而飞，成为其学术生涯的巨大遗憾。
避免单向度的道德评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关于梁宗岱，大众、学界熟悉的版本，基本来自甘少苏的回忆：梁宗岱见甘少苏受虐待，出手相救，二人相伴到老；而沉樱与子女的感受几乎缺席，读者容易把梁、沉的分手简化成一段已经翻篇的往事，看不到沉樱作为当事人的创伤与抉择。梁思薇作为长女，亲眼见证母亲沉樱在怀孕时遭遇变故，带着三个孩子远赴台湾，提供了沉樱一方的感受、书信、家庭内部记忆，还原沉樱的自尊、伤痛与独立人生。
两书合观，我们才看到同一事件的“双面镜像”——《梁宗岱、沉樱与我》补充了梁宗岱与沉樱的相爱、破裂、分手，是从北平、上海、重庆到台湾、美国的这条线；《宗岱与我》中的甘少苏也不是单纯被拯救的弱者，她陪伴梁宗岱走完苦难的后半生。我们从中既能看出梁宗岱性格中浪漫、重义、自我的一面，也看出他任性、缺乏家庭责任的另一面。
这里，甘少苏没有刻意抹黑沉樱，梁思薇也没有全盘否定梁宗岱对甘少苏的侠义，但二人对“梁宗岱人生最重要的抉择”，价值判断完全不同。
两书并读，是一段文坛公案的两套当事人叙事，合起来可以看见完整的人与时代，还原梁宗岱复杂多面的真实形象，也能避免单向度的道德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