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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隐
今年春天，一部《主角》让秦腔重新被讨论。从经典戏曲电影《霸王别姬》《梁山伯与祝英台》《抬花轿》，到《主角》里的秦腔、《戏台》里的京剧，戏曲在中国文艺作品里一直是重要元素。而在今年出版的中文小说里，艾伟的新书《春歌》吸引我的点，就在于他将戏曲、悬疑、城市小说这三种类型结合起来，以一桩梨园冤案为引，借昆曲《白蛇传》的戏文形成互文，将徐尹春、宋芝桓、陈一朵等人罗生门式的故事勾勒出来。
罪案是表，《白蛇传》是里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这是李宗盛传唱四方的一句歌词，道尽成年人追逐而不得的惘然。如果你渴望的人或物被他人轻而易举地占有，你是否能克制住嫉妒，不让自己堕入恶的深渊？在艾伟的这本《春歌》里，“我执”成为主人公必须面对的焦灼考验。
“二零零七年春天，宋芝桓供职的单位搬到了之江路768号。”《春歌》起首一句，就奠定了写实腔调，然而这写实是个幌子，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小说人物与《白蛇传》的一一对应关系——宋芝桓对法海、徐尹春对白素贞、陈一朵对青蛇等。小说的第一层用意浮出水面：如果《白蛇传》中的典型人物活在当代，他们会演绎出怎样的故事？
小说从法官宋芝桓经手的一桩案件说起。昆剧名伶徐尹春，擅演白素贞。她先嫁给富家子弟黎彼得，因丈夫闯下祸行而离婚，后同青梅竹马的医生范文卿结婚，后者却身患绝症，并在黎彼得从巴西回国后离奇身亡。种种线索指向范文卿的死因是开枪自杀。尹春误以为黎彼得出于嫉妒谋杀了范文卿，因此使用三氧化二砷毒害了黎彼得。那么，真相是否如此？
小说并未急于交代案件真相，艾伟分别以芝桓、尹春为视角，讲述人物前史。芝桓年少时目睹母亲与他人的外遇，还有这无法熄灭的欲望所带来的厄运，这让他即使遇见喜欢的人，也无法坦然面对自己的欲望。意中人秦小冉与他的友人郝宁发生关系，进一步加剧了芝桓的心理阴影。他想拥有一段充盈、完整的爱情，旧日痛苦仍如影随形。在徐尹春案中，郝宁恰恰是公诉方的检察官，秦小冉此时已跟他结婚，育有一子。故人重逢，参与同一起案件审理，芝桓自是百感交集。
不消说，芝桓的心灵重负来自童年创伤。他的执念，是想拥有一段干净、契合理想主义的关系，但他心里又清楚，所谓的干净本就是一种孩童对世界天真的想象。有的人生来热衷于夏日逐欢，有的人清净守成，喜欢低欲望的活法。如何说谁对谁错？
与芝桓对照，尹春是命运悲剧的承受者。她热爱昆曲，与范文卿青梅竹马，超凡脱俗的气质成就了她，却也让她被富家子弟黎彼得觊觎，而母亲出于世故考量，促成了尹春与黎彼得的婚事。尹春内心执拗情深，认定一人就很难再移情分心，但她又从小被忍耐奉献的教育所影响，体内住着一个讨好、顺应型人格。因此她接受了母亲安排的人生道路，在黎彼得面前扮演一位得体的妻子，却将情与憾、心志与悲戚，尽数托付于昆曲戏文。
书中有个细节颇有志怪小说趣味。黎彼得经历大劫，在巴西避难一年归国后，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气质越来越像范文卿。文卿死后，彼得照顾尹春，尹春也恍惚感觉，眼前这个男人仿佛是文卿寄身于彼得体内，彼得成了文卿的宿主！
小说提到一种扶乩（jī）之术，据说使用此法，能让一个人的魂魄寄附于另一个人。当然，小说并未明言彼得是否身中扶乩之术。这种处理是对的，如果写得太实，小说的多义性会受损。作者并非意在写一部志怪小说，他想要探究的或许是——我们究竟如何被塑造？所谓命运、转折，是否是人的潜意识在发生作用？换言之，黎彼得嫉妒范文卿，又将后者视作理想的自我，他渴望尹春把对文卿的深情投入在自己的身上，因此努力模仿文卿的气质。但赝品终归是赝品。黎彼得真正的悲剧，是他不能接纳真实的自我和人生的缺憾。
心理小说与罗生门叙事
从《爱人同志》里被英雄身份所束缚的刘亚军、《爱人有罪》里被复仇欲望扭曲善良灵魂的鲁建，到《镜中》里背负隐秘罪孽的建筑设计师，“心理小说”一直是艾伟的纵深地带。《春歌》同样可以被视作一部心理小说。书中主要人物都在面对执念，是成为执念的奴隶，还是走出执念，黎彼得和宋芝桓做出了不同选择。
黎彼得成长于领养家庭，自幼得到养父母的疼爱，却没有人教会他如何理智地去爱一个人。当他迷恋上尹春时，他所迷恋的，其实是一个舞台上魅力四射的当代白娘子形象。他渴望激情生活，渴望尹春的爱，可一旦尹春离开他，他的嫉妒之火便灼灼燃起，占有之欲催生出杀戮的火焰。
小说中有一章是黎彼得的自白。在虚构作品中，自白是最可疑的叙事之一。黎彼得在自白中美化了自我，但有一个细节暴露了他的可疑。他称打猎那天，自己出于虚荣心态，偷偷带了另一杆性能更好的猎枪，因此在山上，他的猎枪袋里实际上藏着两杆猎枪：一杆是半自动16号猎枪，另一杆是虎头牌12号猎枪。他自称一时冲动，心灵被魔鬼劫持，用暗中携带的猎枪枪杀了范文卿，随后走向另一个方向，在一棵远离事发现场的栎树下，撬开泥土，掩埋作案枪支。
但且慢，既然他提到要“撬开泥土”，就意味着他携带了铁锹一类工具，有哪个一时冲动的人会在打猎时携带铁锹？
偷偷带枪尚可自圆其说，铁锹又如何解释？如果我们打开思路，设想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凶手写下的自白信，这份自白的不可靠叙述，也就可想而知。
这就是《春歌》在结构上的趣味——不可靠叙事与拼图技法的结合，可将其形容为“罗生门小说”。“罗生门”一词，因黑泽明的经典电影而家喻户晓，指代“同一事件，当事人基于不同立场与视角，能讲述出不同的真相版本”。在《春歌》中，艾伟同样采用了罗生门叙事。他用五个部分串联起整个故事：
宋芝桓的过往是第一部分；尹春与范文卿、黎彼得的往事为第二部分；尹春的闺蜜陈一朵与费阳的恋情、一朵母亲的扶乩之术、由一朵及剧团的里约之行引出的隐情，构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黎彼得生前给费阳写的自白信，道出案件真相，这也是一朵交给芝桓看的信件；第五部分，也是小说最后一部分，讲的是生者如何在亡灵的影响下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生活在重建，《白蛇传》的故事在继续上演，但逝者的影子仍如复沓音乐余音回响。
到底什么是《春歌》？
《春歌》为什么要加入第五部分，其实是值得探究的。
如果只把它当作一部悬疑小说来看，读到第四部分，梨园悬案的故事就可以收尾，第五部分读起来反而会显得拖沓。但如果回到上文提及的心理母题，从“破我执”的角度去解读小说，你就会发现第五部分的用意。
在第五部分中，芝桓与一朵代表了走出历史创伤、重建生活的希望。芝桓发现自己铸成冤案后毅然辞职，而非贪恋名利。他投身法律援助工作，帮助生活窘迫、身体残疾或智力缺陷人群。一朵继续投身戏曲事业，与芝桓携手重写《雷峰塔》。小说第547页有一段句子，可作为芝桓反思后的写照：
“法海身上应该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理想主义纯洁性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虚荣。但法海显然错判了善良的素贞。如果让法海有一个反思的过程，让他知道这世道没有绝对的天道，就像我们的法律也不是自然天道，而是某种观念的产物。”
一朵代表着坚守，芝桓代表了一个人深入反省自我后的重生，尹春留下的女儿映月，便是新人的象征。艾伟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小说从压抑走向开阔，从一部具有悬疑和志怪气息的宿命小说，演变为生死辩证的心理文本。
梳理至此，我们便可知何为《春歌》。表面上，它是作者多次提到的南宋诗人慧开所写的《春歌》。细品：春天，生之季节。歌谣，既是文脉传承，也是声音对记忆、对往事的浓缩。吟咏春歌之人，必先走过冬之废墟，《春歌》要讲的，是人如何破我执，又继承执念中那美好的一部分，让自我真正从历史创伤中走出，重建以宽恕、情义、体恤弱者为支撑的小共同体。
受限于篇幅，本文专注从心理小说、《白蛇传》互文、罗生门结构这三个维度来讨论这部小说，其实小说里还有其他趣味，可供读者逐一品味。比如，杭州自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发展史，如何作为小说的隐线展开。如果说《白蛇传》是《春歌》明显可见的潜在主角，那杭州城就是另一位主角。
再比方说从城市地理学、植物学的角度，作者如何写杭州、里约热内卢的空间与植物，如何让它们与人物心理相映照。这些都是技法层面的趣味。
因此，《春歌》是一部值得细读的小说，在故事新编、城市小说、心理文本的层面，我们能看到作者下的功夫。烟雨蒙蒙，春去秋来，千禧年初已成往事，但芝桓、尹春们的故事，仍会在杭州城反复上演。当一份古典的情义，被放到当代社会去审视，艾伟用一部《春歌》，延展了杭州文学的更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