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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文明史，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这绝不是缺乏创新能力的民族或文明所能实现的。长期以来源自域外关于中华民族创新能力的某些偏颇之论，不仅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更影响人们对中华文明创新传统的认识。
“中国历史停滞论”是一些西方学者论证中华文明缺乏创新能力的典型论调。亚当·斯密称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黑格尔断言中国“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这些论断，把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混同于停滞性，把西方“断裂与再造”的发展路径当作普遍规律。事实上，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识来自传教士、旅行家带去的知识碎片，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纵观数千年历史，创新发展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就政治制度而言，尽管传统制度的惯性力量与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构成了变革的重重阻力，社会内部却并非一片沉寂，而是在持续不断的调适与演变中，逐步孕育出否定旧制度的思想因素。每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既有制度内在弊病充分暴露之际，总有思想家与政治家对现实政治展开深刻反思，或以民本思想约束君权，或以变法主张冲击旧制，或以经世致用之学批判空疏僵化的治理模式。这些主张虽多以改良面目出现，尚未从根本上突破传统制度的框架，但其对旧制度的批判性审视，实质上构成了制度演进的内在张力与思想先导。正是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累积的反思与批判，为更大范围的制度变革储备了思想资源，也使中国历史的演进呈现出在渐进调适与深层变革之间往复推进的轨迹。
当前，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左上图为2025年5月29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探测器发射升空（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右上图为2025年11月5日，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举行（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左下图为2026年7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拍摄的“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视觉中国供图）；右下图为2026年8月26日，由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径100米决赛中获得大型组冠军（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曾经引发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广泛探讨，极大激发了国人的报国强国之志。但有的学者错误引申解读，由中国近代科学之落后，推导出中华文明创新基因之缺失。这种论调预设近代科学的产生是衡量文明创新能力的普遍标尺甚至是唯一标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近代科学是特定历史情境中多重因素耦合的产物，就连李约瑟本人也表示，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是否在某地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该民族或文明的创新能力。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率先产生，很重要的就在于“万马齐喑”的封建社会晚期呈现出封闭保守的局面，严重制约了学术思想的开辟和科学技术的探索，根子是落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科技发展的束缚。今天中国科技发展势头强劲，越来越多的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华文明创造力历经积淀而愈发彰显。
近年来，还有人借范式转换论与断裂式创新论，贬低中华文明的创新路径，认为只有彻底否定传统的“破旧立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而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并不能带来根本性突破。这是把西方中世纪与古典传统“断绝”的叙事、文艺复兴借“复兴”之名行“改造”之实的模式普遍化、唯一化。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创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注重寓作于述、温故知新，新旧相融、前后相继，尊古不复古。尊古而复古，乃抱残守缺，必然僵化；弃古而趋新，则如断线之鸢，终将迷失。唯有尊古不复古，方能在新局中赓续传统，在传统中开辟新局。儒家赋予“古”以理想之名，意在以尊古的名义批判现实，使理想具有权威、使批判成为合法。西汉思想家扬雄早就指出，只知继承而不知创新，就会“物失其则”，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只知创新而不知继承，就会“物失其均”，失去事物应有的平衡。正是这种不与传统割裂的创新，使中华文明既能守得住根本、又能开得出新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无论国家发展还是个人奋斗，“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新征程上，应坚定文化自信，深刻体认中华文明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特质，不断接受新事物、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