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悬泉置遗址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杨生俊
简牍，作为纸张普及前华夏文明的重要书写载体，是触摸真实历史、解码古代社会的珍贵实物。甘肃是中国简牍大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12万枚汉简中，甘肃出土约7万枚，占比高达58.3%。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汉魏时期的屯戍与交融，让这里成为简牍出土的核心区域，一枚枚木简承载着边塞的军政民生、制度智慧与人文温度，成为镌刻在陇原大地上的文明印记。
本文以甘肃省档案馆珍藏的216枚汉魏简牍为主，循简牍墨痕，探河西文明，串联起近三百年的岁月脉络，从物资收纳到邮驿传递，从刑徒管理到戍卒生活，字字句句皆是鲜活的历史细节。
一
216枚简牍的诞生，源于汉代完善的政务运作体系。从内容来看，它们涵盖了军政要务、民生琐事、制度规范、人情冷暖等多个维度，堪称汉魏时期河西走廊的“活态百科全书”。216枚简牍的汇聚，并非单一考古发现的结果，而是一场跨越十余年的文化接力。通过馆际调拨、民间征集、公众捐赠等多渠道，让这些散佚于各地的文化瑰宝最终得以集中保存，每一枚简牍都藏着动人的故事。
河西走廊，这条横亘于祁连山与北山之间的狭长通道，自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设河西四郡以来，便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战略要地。“张国臂掖，以通西域”的国策催生了庞大的屯戍体系，到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河西地区已形成“郡—县—乡—亭—隧”五级管理网络，临北亭、悬泉置等基层节点上承县府政令，下管烽隧戍卒，承担着治安巡逻、物资转运、驿传接待等多重职能。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多民族交融的前沿，军政事务的繁杂、物资管理的精细、信息传递的迫切，使得易于制作、便于携带的木简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书写载体。红柳作为河西地区常见的耐旱植物，因其材质坚硬、易于书写，成为边塞简牍的首选原料，这既是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
其中，一枚长22.7厘米、宽1.1厘米的红柳木简格外引人注目，简身23个隶书文字历经两千年风沙侵蚀仍清晰可辨：“入茭卌九束 元始二年正月庚辰施刑許峻受臨北亭長卩”。这枚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文书简，以其精确纪年、完整流程记录，成为第一批甘肃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核心入选者，2015年被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二级文物，为解码汉代制度提供了样本。
除这枚“入茭”简外，馆藏简牍中还有“陽朔二年八月丁未服之隧長武敢言之”的规范化公文，记录着基层官吏的履职流程；“步樂隧卒周賀迺甲戌夜病寒炅”的边塞医疗记录，还原了戍卒的健康管理细节。
简文“出蒲书一封奏一枚，景初二年六月一日蚤食时，卒杨元升付悬泉邮卒”，不仅是目前已知纪年最早的三国曹魏简牍，更详细记录了邮驿传递的时间、人员和流程，生动再现了1700多年前敦煌悬泉驿站的繁忙景象。全国已发现的曹魏简牍总数仅数十枚，这枚简牍的发现填补了曹魏时期河西走廊邮驿制度研究的空白。
通过简牍，也能够还原汉代边塞的行政流程。例如，简055B路隧长上报隧卒周贺患病—简055A隧长同步上报自身健康状况恳请核查—简001上级下达劳绩核验、病情体察的指令—简003白土县发布教令、候史执行核查—简144士吏层级转发诏书要求亭隧长告知吏民，清晰呈现了“士卒患病上报—上级核查—官府处置”的完整链条，为研究汉代边塞管理体制提供了鲜活案例。
这些简牍或为官方档案，或为私人记述，共同构成了汉魏时期河西走廊的“立体档案”，为研究丝绸之路交通、边塞管理、多民族交融提供了实物证据。
二
要读懂简牍的价值，需从文字的精准解读与细节的深度挖掘入手。以上述“入茭”简为例，“入茭卌九束”是“入茭”简的核心事由，“入”即收纳登记，“茭”为汉代对牲畜饲草的统称，《说文・艹部》释“茭，干刍也”，特指经过收割、晾晒、捆束的干草，是河西边塞军政用畜的核心饲料来源；“卌九束”即四十九束，汉代一束茭的标准为长二尺，束大一韦，折合今制长度约46.2厘米，围度为成年人双臂合拢的圆周距离，是经过规范计量的劳动成果。
“元始二年正月庚辰”明确了事件发生的精确时间。元始二年为西汉末期平帝在位时期，此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河西走廊屯戍体系臻于完善。正月庚辰为农历正月初七，正值冬末春初牧草匮乏之际，这四十九束茭草的入库，恰是缓解边塞牲畜越冬饲料危机的关键补给。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汉代西北驻军“月用茭藳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足见茭草在军政运作中的战略地位，而“六月省卒伐茭”“茭长二尺束之”的记载，表明伐茭、晒茭、储茭已形成标准化流程，这四十九束茭草正是这一体系高效运转的产物。
“施刑許峻受臨北亭長卩”则揭示了文书的权责关系。“施刑”并非刑罚名称，而是汉代刑徒的特殊身份，特指经皇帝诏书恩准，脱去镣枷、解除赭衣后的施刑徒，他们被派遣至边塞从事屯作、戍守等劳作，享有“作一日当二日”的服役优待，期满后可归原籍。金关汉简记载“施刑屯作居延有‘一日当二日’的优待”，这种“以劳抵刑”的制度设计，既解决了边塞劳动力短缺问题，又体现了儒家“明德慎罚”的治理思想，是汉代社会治理智慧的生动体现。“卩”为简牍文书的标识符号，相当于今日的公章或签收印记，证明整个交接流程合规合法、有据可查。
简牍的形制与书写同样蕴含深意。文字为成熟的隶书，笔画规整、结构匀称，虽为政务文书却不失书法美感，反映了汉代基层官吏的文化素养；简首的墨点“・”表明其原为册书的一部分，是某份饲草收纳账簿的单枚遗存，印证了汉代“编简成册”的文书管理制度。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汉代政务运作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得以窥见两千年前基层治理的严谨与规范。
从制度层面审视，“入茭”简虽为普通物资接收文书，却折射出汉代完善的治理体系。物资管理上，“物有登记、事有记录、责有人负”的模式贯穿军政、经济、民生等领域，构成古代中国档案管理制度的雏形；行政体系上，“郡—县—乡—亭—隧”五级网络保障了政令传达与物资调配的高效运转，展现了汉代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刑徒制度上，宽严相济的设计既维护法律威严，又给予刑徒改过自新机会，其蕴含的治理思想历经千年传承，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从历史佐证价值来看，简牍为研究汉魏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细节空白，尤其是精确纪年使其成为断代研究的“标准器”，构建起汉代河西历史的精确时间轴。
在制度研究层面，简牍生动诠释了汉代的档案管理制度与行政效率。汉代将政务文书视为“国之重器”，形成“制作—传递—签收—归档”的完整流程，这种重视凭证、规范管理的传统，为后世档案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以劳抵刑”的刑徒制度、标准化的物资管理流程、高效的邮驿传递体系等所体现的治理智慧，更为当代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其文化价值更体现在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见证上。简牍作为纸张发明前的主要书写载体之一，承载着秦汉时期的文字、书法、礼仪等文化信息。“入茭”简上的隶书介于秦隶与汉隶成熟体之间，是研究汉字演变的重要实物；私人书信中流露的人文关怀，让冰冷木牍充满人情温度。这些文化元素历经千年传承，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文明互鉴的角度来看，这些简牍是丝绸之路的“源文件”。“张掖郡”“悬泉置”等地名串联起古代丝路交通网络，“蒲书”“奏书”等记载展现了信息传递的高效，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文明互鉴的早期见证。
这216枚简牍所见证的，是一个王朝经略西域的雄心壮志，是一套制度高效运转的治理智慧，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