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关机134天”“流浪中国68城”“戒断智能手机”，这几个关键词摆在一起，就像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都市传说。这些年有过太多类似的叙事：逃离北上广、归隐终南山、卖掉房子去旅行，都在试图讲述一个“反抗现代性”的故事，但大多是在为另一种流量服务。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算法严密包裹的时代。离线，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中性词，它意味着失联、不可靠、异常。当预约成为享用公共资源的前提，当我们可以身无分文却不能忘带手机，科技便利的背面，就形成了一系列排斥机制。
艺术博士杨淏把手机和电脑锁进书房，背包出门远行。这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一场用肉身去撞数字墙壁的社会实验。他把这段经历写成《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一书，同时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通过行走与创作，尝试理解自由与世界。
摆脱电子设备
到陌生地流浪
有一天，我的手机弹出一条提示：上周平均每天屏幕使用时间6小时57分钟。除去睡眠的8小时，在清醒的16个小时里，手机占据了我43%的时间。一天24小时，我几乎把一半的生命奉献给了一块发光的屏幕。
我尝试着少用手机。每当阅读或写作，我会把手机藏在一个看不见也听不到的地方。可一旦结束任务，我就会立即找到它，像上瘾了一样。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出门远行，离手机越远越好。
我发了一条朋友圈：“从明天开始，我将脱离互联网与现代通信几个月，一切与数字网络有关的联系方式都将停用，包括电话。”第二天中午，父母一起送我到太原火车站。我18岁离开家去国外求学，他们都没这么郑重地送过我。可能在他们心里，脱离网络的世界比半个地球还要遥远。
随身携带的背包里，装着几件衣物、两册《中国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记事本、两台数码相机（这是我此行仅有的电子设备，因为要拍纪录片），还有身份证、银行卡和一摞现金。
第一站我选了临汾。那是山西省我唯一没去过的地级市。我在售票大厅的屏幕上扫视即将出发的列车，高铁太快，我选了耗时约五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车窗外的风景像一场流动的电影。
抵达临汾后，我走进一家连锁酒店，拿出身份证和现金。年轻的前台服务员手忙脚乱地操作，无法在电脑上完成线下入住，因为只能线上预订，她的职业生涯里大概从没遇到过不用手机的人。最后，一位前台小哥在我的记事本上画出路线，指引我去另一家酒店。
接下来的日子，没有导航，我在一个个陌生城市的街头像盲人一样摸索。没有列车时刻表，每到一个城市必须去售票大厅买票，有时得等上几个小时，没有当天的票就多住一晚。没有预约码，在湖北省博物馆门口被拦下来。旁边一位老者听了半天，对工作人员说：“哪有这么死板的，纯粹胡搞！走，跟我走！”他可以走老年绿色通道。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他的陪护，老者说是，我就这样混了进去。
一路上，有人以为我为情所困，有人称我“当代徐霞客”，有人猜我是在搞网络直播——以“不用手机”为噱头。在这个默认每个人都必须在线、必须可被联系的时代，一个选择离线的人，在别人眼里几乎成了怪物。
在书中寻找方向
走入沈从文老宅
十几天后，最明显的感受是，时间变慢了，那些以往不知去向的时间，慢慢回到了身边。我忘了带手表，没办法，只能不断找人问时间。后来懒得问了。饿了才去找饭吃，困了就睡觉，觉得精神不错就出行或看书、写作。我打破了各种条条框框，生活非但没有变得混乱，反而更有规律了。我甚至可以根据身体的感觉判断出大致的时间，还养成了每晚看《新闻联播》的习惯——觉得差不多到点了，打开酒店房间里的电视，误差不会超过15分钟。
在此之前，我每天有六七个小时停留在手机上，却想不起来做了多少真正有意义的事，它们在我脑子里像被删除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社交媒体的运行机制会彻底破坏人对时间的感知，它一直在呈现“永恒的此刻”，我们一直停留在“此刻”，时间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当我们回到真实世界，才发觉时间已经消失了。所以每一个长时间沉迷于社交媒体的人都会感叹：“时间真的过得好快。”脱网之后，我跳出了虚拟时间，再次拥抱了真实时间。
出发时我带了三本书，其中一本是沈从文的《湘行散记》。1934年，沈从文从常德出发，在桃源坐船逆流而上，沿沅江回老家凤凰探望母亲。若干年后，我追随他的足迹，重走湘西古道。
但沅江已经变了。江上修建了大坝水库，客运轮船消失，码头废弃，我只能乘小巴车和公交车，一站一站地走。更麻烦的是地名变了。我拿着书问当地人：曾经的“后江”在哪儿？“杰云旅馆”还在吗？“魁星阁码头”是什么位置？至少一半对不上号。
在常德，土生土长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活了四十多年，怎么我问的问题他一个都不知道。到了沅陵，一位当地乡贤对照沈从文的描述，为我指出了所有地点：“中南门码头”因修水库淹没在水底，“白塔”依然屹立在山头，“芸庐”改成了民宿。那一夜，我在沈家老宅的原址入睡。
没有网络的日子，我读完了四十多本书。一本好书可以让人从信息的表层开始，不断地深入下去。好比冒出海面的一个小山尖，潜入水底有可能会发现一整座大山；如果只是漂浮在海面上，最多只能看到大同小异的零散小岛。
家书可抵万金
找回离线权利
旅途中，书信是我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在运城，我第一次给父母写信，拿起毛笔，却久久不知应该如何落笔。平日微信聊天，想起哪句说哪句，几十条随手就发出去了。但现在只有一次“发送”机会，而且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的一次，必须把支离破碎的感受集中到几页纸上，把分散的情感汇聚起来。
在武汉一家邮政所，工作人员操作完所有步骤才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邮票！在临汾的邮政所，我是当时唯一的顾客。我问工作人员：“现在哪些人会寄挂号信？”她告诉我，一般是监狱里服刑人员的家属，还有法院的人，因为打官司的传票要寄挂号信。
我从运城寄出信后，一路往南，每到一座城市，就把新地址写在信上寄回家，并期待收到回信。一次次落空。直到出发近两个月后，在攀枝花一家酒店的前台，我终于收到父亲的来信。信封上是我熟悉的笔迹。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房间，拆开信封，连续读了四五遍，坐在椅子上读，趴在床上又读，一个字一个字停顿着读，生怕错过任何细节。读完立即起身奋笔回信。
我寄出大约四十封信，收到五封回信，来自四个不同的人。每一封信的信纸和内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上小学的妹妹的信，写在《千里江山图》背景的田字格信笺上，笔画稚嫩，一丝不苟。父亲的第二封信通篇草书，开头还努力克制，第二页已是大开大合，信末解释说，马上要去喝朋友孩子的喜酒。“家书抵万金”，小时候背这句诗是概念化的，这时我终于知道了它的具体质感。
134天过后，我回到太原。妈妈做了一碗刀削面。上车饺子下车面，吸溜完这碗面，旅途就算圆满了。我坐在书房里，看着书架上关机了四个半月的手机和电脑，没有任何欲望去触碰它们。直到一个多星期后，我才打开了手机。
数字技术与其他技术不同，因为几乎超出了个人可控的范畴。手机，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人的“体外器官”，我觉得，这不是人在利用技术，而是技术在控制人。这场离线实验不一定能改变什么，但我相信，一切逆时代潮流之事，都会产生一定的意义。在智能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找回离线的权利。不是永远关机，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有能力把手机放下，回到真实的世界。毕竟那些被手机偷走的时间、被算法遮蔽的风景、被信息流冲散的情感，一直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寻找。
（图片由杨淏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