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高 哲
红军在长征中一直处于行军、宿营和作战的快速转换之中，部队一天几十里地行军，有时刚刚宿营，又接到转移命令，很少有完整时间停下来开展群众工作，加之所行进之地又多是过去没有党组织和红军活动基础的地区。这就使得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有的听到红军来了便关门躲避。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在短暂的停留中同群众接触，把红军的主张讲清楚，同时取得群众的理解和帮助，成为长征途中必须解决的一项实际工作。
能利用的时间都用起来
红军对于在行军途中怎样开展群众工作，在长征前就已经有所探索。
1934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李卓然在《战时政治工作报告大纲》中专门讨论“行军中政治工作的建立”，他根据红一军团的实际情况指出，有的月份，部队行军作战时间多达28天，少的也在半个月以上，如果政治工作只有在部队驻扎时才进行，那么在频繁行军和作战条件下，实际上就会出现长时间中断。因此，行军途中、大小休息以及宿营时间都应加以利用。
长征前夕，总政治部进一步把这些行军政治工作的经验转化为具体要求。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明确提出，要根据长途行军条件改变政治工作的方式，充分利用“行进与大小休息的空隙”开展部队政治工作；“必须把居民工作真正的开展成为连队的群众运动”；同时，要求沿途向群众进行宣传，尽量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书写标语。此后又进一步要求，“每个伙食单位要进行群众工作，健全连队中地方工作组的工作与组织”，“随时随地利用各种机会”，散发宣传品、张贴布告，“找群众谈话”，还可以举行连队与群众的茶话会。
这些规定说明长征途中的群众工作不能等部队停下来以后再做，而要随着行军一道展开：经过村庄时可以宣传，途中休息时可以同群众交谈，宿营后也可以召开群众会议，停留时间稍长还可以开展更深入的群众工作。原来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在长征条件下被分散到一次次行军、休息和宿营的间隙之中。与此同时，群众工作也不再只是少数政治干部的任务。各级政治机关负责组织、指导和检查，连队地方工作组、流动宣传队直接深入群众，伙食单位和普通战士同样承担宣传和群众工作的责任。
进入长征以后，总政治部结合部队沿途群众工作的实际情况，多次进行检查，并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具体改进意见。1934年11月，总政治部发现，一些连队宣传队还没有真正深入群众，没有充分利用群众聚集的机会开展宣传，随即要求连队中的地方工作组深入到群众中去工作，细心学习群众工作的方法。对宣传品散发中存在的随手乱丢、缺少口头解释等问题，总政治部要求政治机关加强检查，宣传品应贴在群众看得到的地方或直接发到群众手中，并由宣传队员配合口头说明。
1935年4月，总政治部批评有的部队没有发动指战员充分利用“每一个休息、宿营等机会”，有些地方工作组和流动宣传队甚至停顿了工作。总政治部要求把地方工作组和流动宣传队重新组织起来，加强领导和检查，利用宿营和休息时间主动接近群众、开展宣传。6月，总政治部发现一些部队还“不善于利用行军的间隙，有计划的派遣地方工作组与流动宣传队”，随即进一步要求把地方工作组和流动宣传队有计划地派出去，使其能够争取更多时间深入群众，把宣传、扩红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连续几个月的检查说明，“利用行军间隙”并不是一句一般要求，而是长征途中实际工作开展起来的关键。
进村先解释 离村再检查
利用行军间隙开展群众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是怎样让陌生地区的群众愿意接近红军。
长征途中，红军经过许多过去活动较少的地区，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单靠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并不能马上消除疑虑。因此，红军特别重视面对面的解释和个别宣传。在实际行军中，向导成为联系群众的一个渠道。刘志坚后来回忆，一些为红军带路的群众同部队接触以后，“对红军的宣传和行为有更多的了解”，再由他们向当地群众介绍红军，“有更大的说服力”。并且，宣传队也一并进行群众动员。行军中的宣传人员利用道路、村庄和亭子开展宣传，设置标语、画报，由宣传员向群众解释，到了宿营地以后，再继续进行宣传。
进入村庄以后，群众工作更多依靠直接接触来展开。总政治部要求找群众谈话，了解当地情况，再根据群众的实际处境进行解释。地方工作人员和连队地方工作组则分头深入群众，把个别宣传同集中宣传结合起来。黎平群众大会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红星》记载，大会召开以前，先派出地方工作人员，各连地方工作组分别向群众作个别宣传，然后再组织群众到会，最后有三四百人参加。这表明，群众大会并不是在部队到达以后临时把群众召集起来，而是在前期接触、解释和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的。
群众工作的形式也随着停留时间长短而有所不同。沿途可以张贴标语、进行口头宣传，到达宿营地后可以找群众谈话、召开茶话会和群众会议；如果休息时间稍长，还可以开展军民联欢、帮助生产。长征前某部总结行军中的地方工作时记载，部队有半天或一天休息时，曾同驻地群众举行联欢晚会，并帮助群众秋收秋耕。这些做法后来成为红军在行军和宿营间隙开展群众工作的实际经验。
“进出宣传”是同宿营联系最紧密的一种办法。长征开始后，这一做法被进一步明确下来。总政治部明确要求不强买、不侵犯群众利益，并要求连队宣传队同时承担进出宣传和检查纪律的任务。1934年11月7日，《红星》号外在号召创建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时，要求各连队“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与此同时，还要求借群众的东西要归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买东西要给钱，对乱拿群众东西、强买食物等行为进行教育和处理，用过的门板、禾草要恢复，离开宿营地前还要打扫干净。这说明，“进出宣传”并不是单纯的口头解释，而是同宿营期间的群众纪律紧密结合在一起。
随着长征的推进，红军进一步强调以严格纪律保障群众工作的实际效果。1935年4月，总政治部强调“把遵守纪律提到我们生活的最高位，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用严整纪律来争取地方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并且明确规定“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
因此，红军在宿营中的群众工作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做法：进村时先向群众说明情况，宿营中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离开时再检查、告别，把宣传解释落实到群众能够直接看到的具体行动中。
不能只喊一句“当红军去”
行军时间紧、停留时间短，也容易使群众工作简单化。长征途中，总政治部曾几次公开检查实际工作，指出一些部队没有真正深入群众的问题。其中，扩红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这种简单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1935年4月5日，《红星》刊出的《扩红成绩的总检查和今后的工作》在统计各部扩红情况后认为，实际成绩同能够达到的程度还有差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群众工作开展得不够深入。当时，有些连队的地方工作组和流动宣传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甚至把工作停了下来；在宣传动员中，有的见到群众只问一句“你愿不愿当红军”，或者简单喊一句“当红军去啊”，甚至用“当红军有猪肉吃”来号召，个别地方还出现欺骗、强迫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总政治部要求改变办法，“从群众的实际痛苦，指出他们的出路”，通过深入、耐心的解释说服群众，反对把群众动员变成简单号召。
实际上，这是对行军中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即使只能停留很短时间，也不能只贴标语、喊口号、完成扩红人数，而要先接触群众、了解情况，再结合群众的实际生活开展宣传。长征初期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在兴国县江背乡红军通过组织、分配突击队和宣传队到村子里广泛地作深入政治宣传，得到群众的热烈报名加入。这进一步说明，群众工作要真正深入群众，要能够回应群众的实际关切。这种要求在此后的行军实践中被进一步强调。
1935年6月1日，《红星》刊出的《加紧扩大与巩固新战士的工作》再次指出，一些部队没有把扩红同居民工作很好结合起来，“过去对于扩红的宣传鼓动工作，还是做得很不深入的”。此时，红军已经有了群众工作的清晰思路：地方工作组和流动宣传队要利用有限的行军间隙，先接近群众、了解情况，再通过个别谈话、群众会议等方式进行深入解释，在群众对红军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开展进一步动员。
群众从不了解红军到决定参加红军，往往也经过一个接触和了解的过程。据当年报名参加红军的晋绍武回忆，1935年2月，中央红军来到云南威信一带后，在当地召开群众会议，宣传红军的主张并动员青年参军。他本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红军的，同他一起报名的还有二三十人。这也反映出，扩红并不是简单地问一句“愿不愿当红军”，而要通过宣传解释，使群众先了解红军，再作出选择。
因此，“不能只喊一句‘当红军去’”，并不只是扩红方法问题，而是长征中群众工作能否做深做细的问题。红军在不断检查中逐渐强调：宣传要结合群众实际，讲话要让群众听得懂，组织群众要建立在个别接触和耐心解释的基础上，扩红也要同整个群众工作结合起来。
长征结束后，任弼时在总结红二、六军团长征经验时，将这一做法概括为“利用停留时间争取人员的补充，筹集资材，进行群众工作，扩大深入政治影响”。所谓“深入”，正是要求在有限的停留时间里，把群众工作做得具体、细致，而不是以简单号召代替真正的群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