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露西·波洛克 著
多年来，我一直负责照料高龄老人和他们的家人。我清楚，问题要是被隐藏起来，我们就会被苦恼、焦虑和愤怒压垮；相反，把它们置于阳光之下，就能重新找回坚定和信心。
要坦诚相见。我会描述如何找出哪些疾病是可诊疗的，谈论活下去、康复，以及人们在年老时能做哪些事让自己过得更快乐；但我也会提到如何对放弃治疗、停药做出决定，以及如何识别无效性。我会解释法律的规定。我也会谈及指导医生行医的伦理原则，还有老年人及其家属如何找到合适的表述，向医疗团队倾吐他们的担忧和愿望。我会说明医生和患者作为一个集体应该如何共同努力，抛开当下受压力、紧张和恐惧影响而做出的决策，取而代之的是以同理心、创见性、活跃性及对公平的热情为基础的社会体系。
我也曾对病人怀有偏见，一次又一次。
又是在医院忙得令人绝望的一天，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们这些注册医师24小时轮班一次，接听来自全科医生和急诊科的所有电话，对病人的病情做评估，同时查看已经送到跟前的病人：一个可能是脑膜炎；另一个是脑卒中；摔倒、呼吸困难、胸痛的人，可能是消化不良，也可能是灾难性的夹层动脉瘤。到晚上9点，病床已经全满了，病人只能躺在急救室的医疗推车上。传呼机连续响了好几个小时，我又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全科医生从疗养院打来的，说他要送来一个19岁的姑娘，做过经皮内镜下胃造口术（PEG），胃管堵住了。“她患有严重脑瘫，无法沟通，大小便失禁，需要全面护理。吞咽不安全，不能喝水，已经24小时没有通过胃管进食了。实在抱歉，她在送来的路上了。”我放下电话，身子靠在一根混凝土立柱上，每辆前往病房的推车，都会从这根立柱前经过。我的思绪停留在这个悲惨的主题上：“有意义吗？有意义吗……”传呼机的声音又响起，我立刻忘了她。
几小时后，急诊科打来电话：“你的‘PEG’姑娘到了。”
我跺着脚从病房走出来，拽开隔间的布帘。她坐在推车上，细棍般弯曲的黑色四肢，像一个拼凑的乌鸦窝。小小的躯干，还没有6岁孩子大。还有她的脑袋，她的脸：她咧着嘴笑，嘴巴张得像宽阔的海面，棕色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就在那时，我发誓再也不会根据自己对一个人的智力或身体机能的了解，来判断对方的生存质量（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权利），或者挑剔他们的年岁。这些年来，我多次发现，我们任何人——医生、护工、病人家属，还有我——都很容易妄自断定病人对现状的满足感，揣度他们的心思或愿望。偏见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寻找它，并勇敢地承认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最大努力进行诚实的对话，让病人告诉我们，或者向我们展示，什么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
老年人与他们的至亲之间的交流，以及决定我们该如何携手照料老年人的社会结构，都受到由偏见和恐惧编成的藩篱的限制。但如果我们能找出这一道道藩篱，就能寻求越过它们的方法。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