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诗之境界，到白公（指白居易）不知开扩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启境，异事同功，名曰‘广大教化主’，所自来矣。”这是晚明文学家、“公安派”代表江盈科对白居易诗的评价。“广大教化主”一说来自晚唐诗人张为，意指白诗流传最广。
白居易在世时，诗集已“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即公开售卖，可换酒茶。
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诗的“第三极”，不仅中国读者多，外国读者也多。日本平安时代文士大江维时编《千载佳句》，收153位唐代诗人的1083联作品，白诗占近半数；世界首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引白诗106处。英译、俄译唐诗中，也是白诗最多。
白居易一生潇洒，高官、长寿、名诗人、文坛领袖、玩家等兼得，上接陶渊明，下启苏东坡，是古代“身隐—中隐—心隐”传承的关键一环。今夏，“白居易式旅居”火爆，即从“打卡式旅游”，变成去成本不高、风景好、节奏慢的地区，像白居易那样闲住，这种压力小的旅居，与“居易”成双关语。
其实，白居易原生家庭不幸、无子嗣、身体奇差、仕途遇挫、长年低收入、50岁才买房……可越难，他越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在极端内卷的唐廷，他是个传奇。
为什么白居易能做到？今年9月8日是白居易逝世1180年纪念，正可借机深入了解这位“诗王”，看他怎样在不幸中欢笑，怎样把“乐天”（白居易的字）落到实处。
《宋人画香山九老图》。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九老在白居易之居处欢聚，既醉且欢、赋诗画画。
原生家庭走出“情圣”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白居易生于新郑（今属河南省新郑市），战国名将白起之后，陈寅恪先生认为白家是胡人，被新出土的白家墓碑文推翻（碑的真伪未定）。白居易出生时，白家已属寒门。白居易的爷爷白锽、父白季庚均通过科举的明经试，但远不如进士试，仕途受限。
据学者刘淑丽钩沉，白居易的父母年龄差距大，白父结婚时41岁，白母15岁。白父初婚，但和别人有子——白居易的大哥白幼文至少比他大20岁，比白母至少大2岁。唐人视“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为憾，下层官员难找到门当户对的女子，找到也难承担费用，往往先与其他女性生活，再找合适妻子。
白母姓陈，出身中下官宦家庭，罗振玉认为，她是白季庚的外甥女，唐律严禁甥舅婚，从新出土材料看，此说不成立。
白母8岁丧父，无兄弟姊妹，“情礼有过成人者”（即天分高），或与白父感情不谐，后期患精神疾病而“悍妒”。白父去世后，她亲教白居易、白行简读书（另有小儿子白幼美，9岁早夭），极耐心，白居易称“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57岁时，白母的病发作，“一旦稍怠，毙于坎井”。
白母的不幸人生，使白居易对女性命运产生强烈的同情，成年后，他的好友王质夫曾叹：“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
白居易5岁能诗，9岁知声韵，读书刻苦，自道“二十已（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磨出老茧）”，苦读毁了白居易的健康，20岁便近视，31岁“齿发早衰白”。
因父亲去世，白居易在家丁忧3年，27岁才参加乡试，过关后，29岁一举考中进士，两年后又通过“吏部选试登书判拔萃科”考试，成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此后他又考过“应制举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被任命为盩厔（今属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从九品上），负责治安、司法、征税、劳役等，白居易很不喜欢这个工作，次年他意外被拔为翰林学士。
后人盛传白居易科举前拜谒高官顾况，顾况调侃“京城居，大不易”，可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惊叹“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虽是佳话，却很可能是编造的。顾况于贞元五年（789年）春被贬出长安，4年后归隐茅山，不知所终。此时白居易才16岁，未参加科举。顾况离开长安后，曾访苏州，白居易一家也避战乱到苏州，但他“幼贱不得与游宴”，不太可能结交顾况，白诗从未提及顾况。
从县尉直升为翰林学士，前无古人。提拔白居易的是裴垍，裴垍曾任科举考官，了解并欣赏白居易的文笔。翰林学士号“内相”，同时共6位学士，5个后来当了宰相，只有白居易没当上。
初恋悲剧成千古绝唱
806年冬，时任盩厔县尉的白居易与好友陈鸿、王质夫逛仙游寺，聊起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往事，王质夫劝：“试为歌之如何？”
写出《长恨歌》时，白居易35岁。读者满头雾水——“安史之乱”已结束40多年，相关人物已有定评，诗中却大赞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陈鸿都看不下去，写《长恨歌传》，“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以匡正《长恨歌》的缺失。
许多诗人差评《长恨歌》，杜牧说白诗是“淫言媟（音谢，意同亵）语”，北宋诗评家张邦基也认为“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正规”，南宋理学家、文学评论家张戒则称“《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
他们都没看懂《长恨歌》。学者王用中先生最早提出，它写的是白居易自己的初恋。白家为避战乱，曾居徐州符离（今属安徽省宿县），19岁的白居易爱上邻居15岁女孩湘灵。白居易中进士后，回符离住10个月，恳求母亲允婚，以“门户不当对”被拒。33岁时，任校书郎的白居易迁全家到长安，母亲竟不允见湘灵最后一面。白居易黯然写下“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已近《长恨歌》。
37岁时，在母亲要求下，白居易娶杨氏。7年后，白居易被贬江州（今属江西九江）途中，遇湘灵父女，抱头痛哭。53岁时，白居易再过符离，湘灵已不知去向。
《长恨歌》道尽“爱别离”“求不得”之苦、个体面对宿命的无奈、对真爱的向往，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此时白居易不快乐，当了4年人人称羡的翰林学士，他在诗中写下：“风翻朱里幕，雨冷通中枕。耿耿背斜灯，秋床一人寝。”
翰林学士常值夜班，唐廷为防泄密，重要制书均在半夜起草，时白居易持儒家理想，想做实际工作，不愿当秘书。不久，白居易被赐谏官左拾遗的兼职，他反而很感喜欢，多次提起。
40岁时母亲去世，白居易又丁忧三年。44岁回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正五品上），因宰相武元衡上朝时被暗杀，白居易上疏要求追凶，以宫官不当先于谏官谏事，加上武元衡政治对手造谣，说白居易母亲看花时坠井而死，却写新井诗、看花诗，“甚伤名教”，被贬为江州司马（从五品下，掌兵马、军政、捕盗等，实为闲职）。
无白居易则无苏东坡
白居易不快乐，因为想当宰相、想有所作为。被贬后，他遍访诸寺，与归宗智常、宝称律师智满、兴果律师神凑、宗实上人、清闲上人、振大士、道宗上人、竺乾师古先生、嵩山僧如满等往来，宋代苏辙说：“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
50岁时，白居易再回长安，任主客郎中（从五品上），首次置业，他写道：“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第二年，任中书舍人，乃拜相前兆，可白居易主动申请外调。
白居易夫人杨氏的堂哥杨汝士是牛党骨干，白居易又与李党中元稹、李绅交好，两面受气、动辄得咎。且京官收入低、养家难，外官收入更高。
此时白居易已持“中隐”思想，以当闲官、散官、地方官为隐。陶渊明力主“逃离”现实，白居易穷，逃不了，只能“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优游于隐于世的大隐、隐于野的小隐之间。
白居易想“中隐”，让李党领袖李德裕鄙夷，李德裕是名门之后，看不起科举出身。842年，71岁的白居易本有望任相，因患足疾，李德裕指斥白居易“衰苶（nié，意为精神萎靡）不任事”，白居易最后一次任相机会，又失去了。
宦海沉浮改变了白居易的理想，从“兼济天下”，被迫转向“独善其身”。白居易开始专注地玩：他喜欢美食，常与歌伎往来，用睡觉养生，与牛僧孺论藏石，爱旅游也爱园林，通音律，喜种树……“平生青云心，销化成死灰”。因为舍得，白居易的世界突然宽阔。
晚年白居易主动申请去东都洛阳任闲职，在《迂叟》中，他写道：“初时被目为迂叟，近日蒙呼作隐人。”“安史之乱”后，北方残破，扬州、益州（今成都）等南方城市崛起，白居易每次离开中枢，都申请去富庶的南方。
白居易内心仍在“待时而飞”，一逢机会，便“得水鱼还动鳞鬣，乘轩鹤亦长精神”，可次次结果都是“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
好友元稹、裴度、李绅、令狐楚、韦处厚等先后任相；牛僧孺、李宗闵参加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试时，白居易是考官之一，二人后来均任相；昔日一起当翰林学士的李程、王涯、裴垍、李绛、崔群都当了宰相，白居易尴尬地写道“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连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也当了宰相……除了努力让自己“乐天”，白居易无路可走。
250多年后，同样怀才不遇的苏东坡读懂了白居易的忧伤，他号“东坡”，即“出处依稀似乐天”，他模仿白居易赏花、耕作、饮酒、旅游、听曲，甚至是多病，但更进一步，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家”是实指，苏东坡化为“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吾乡”则是心境。
由白居易仍依赖物质的“中隐”，苏东坡找到“心隐”，将传统文化带入新境界。没有白居易就没有苏东坡，也就没有后来的尚意美学、自然美学和旷达人生美学。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懂白居易是现代人亲近传统的必经之路，践行“白居易式旅居”，亦属有益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