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GDP城市成都，锚定2030年经济规模要达到3.2万亿，推动市辖区内的县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解决“腰部塌陷”问题，成为实现这一经济目标的关键之举。
6月24日，是成都召开“县市新城高质量发展大会”的一周年。
这场被写入成都“十五五”城市核心战略的区域经济地理革命，在一年前锚定了“两个高于”目标——县市GDP年均增速高于全市0.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成都的简阳、都江堰、彭州、邛崃、崇州、金堂、大邑、蒲江八县（市），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
打好特色牌，
激发县域经济活力
尽管成都的GDP规模长期排名全国城市前10强，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面积合计占成都全域约三分之二的八个县（市），经济总量占成都市的比重却不足20%，长期面临“腰部塌陷”的困境。
如果能推动成都的县域经济更好发展，不仅能解决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亦能为成都的经济整体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
从最近一年交出的成绩单来看，成都的八个县（市）获得了更快发展机遇：2025年，八县（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全市平均值7.9个百分点，其中六个县（市）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落地重大产业化项目189个、总投资1611亿元，项目数增长112%。今年一季度，八县（市）GDP增速均跑赢全国、全省、全市同期水平。
成绩单的背后，是成都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的解法。成都的做法不搞“千篇一律”，而强调依据地方的产业特色打出“特色牌”，为八县（市）划定了新的发展逻辑：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旅则旅、宜农则农。
位于崇州的中发天信的航空发动机“家族”
比如，以制造业闻名的“家具之都”崇州，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如今电子信息产业营收已达297.7亿元，近十年年均增长超20%，成为全球重要的精密结构件基地。
航空航天产业异军突起，国星宇航、中发天信等企业落地，全国首个商业航发高空试验台在此建成。
邛崃则在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产业产值突破230亿元，同时通过“邛酒振兴”让传统白酒融入现代消费场景，中国酒业梦工场建成投用。
彭州依托全国唯一国家级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年飞行量突破6万架次，2026年一季度飞行架次同比提升超40%。都江堰放大“精华灌区”优势，农夫山泉、元气森林满产后将成为西南最大天然饮用水生产基地。
在产业园区层面，成都累计入库50个先进制造特色产业园，八县（市）占比近四成。崇州板式家具产业集群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实现四川家居产业领域国家级集群“零的突破”。
这意味着，成都的“两个高于”的目标，正在从愿景变成实绩。
打破行政区划，
让县域经济站“C位”
如果说打好“特色牌”是县市新城的A面，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则是更具深意的B面。
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打通，更是制度藩篱的拆除——核心在于构建跨区域利益共享、成本共担的协同机制，让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位于金堂成阿工业园区的通威太阳能（四川）
有限公司。园区供图
金堂成阿工业园区的“飞地园区”模式提供了一个范本——通过“园园融合”实现“两块牌子、一套人马”，2025年园区产值达372.5亿元、增长25.9%。
其背后是“园区共建、利益分成”的深度协作：通过招商共引、产业共兴、税收共分，双方在土地指标、环保容量、政务服务上形成合力，真正实现了“1+1>2”的乘数效应。
成都高新区与大邑县的结对联动则走出了新路：在成都高新南区设立“科创飞地”，探索“研发孵化在高新、量产转化在大邑”的“前研后产”模式，已储备优质项目8个。
这种模式打破了县域创新资源不足的瓶颈，让高端研发人才留在高新，产业制造落地大邑，形成“研发—孵化—量产”的完整闭环，正在为区域协同创新蹚出一条可复制的路径。
蒲江与成华联合打造中德产业新城，设立10亿元联动产业基金，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正向县域流动。
值得关注的是，产业基金的注入为跨区域产业链整合提供了强劲金融支撑，而教育医疗资源的持续下沉，则不仅提升县域公共服务能级，更增强了企业和人才扎根县域的长期信心。
位于蒲江的成都合成生物产业园效果图
在镇域层面，成都探索扩权赋能活镇域——向经济强镇依法下放县级管理权限，鼓励“镇园合一”体制改革。权限下放缩短了审批链条，提高了项目落地效率，让镇域经济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如彭州丽春镇以此打破行政区划与产业园区壁垒，今年上半年同步开工两个重要项目。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文旅名镇正在崛起。
产业持续“向上”，公共服务必须跟上。成都七中领办的都江堰市实验中学获评市级教师发展基地学校；金堂县与武侯区合作建成学校3所、新增学位3940个；简阳市人民医院成为国家创伤救治联盟成员单位，蒲江深化与华西医院合作办医。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正让县域留人从“愿景”走向“现实”。
优质公共服务的延伸，正在深刻改变县域“留人难”的困境——让更多人在县域就能享受到与中心城区相当的生活品质，从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的人力资源支撑。这些探索表明，打破行政区划不仅是经济地理的重构，更是治理理念的升级，让县域真正站上高质量发展的“C位”。
成都答卷，
为超大城市转型提供样本
从全国视野看，成都“强县活区”的探索具有示范意义。当中国城镇化从快速增长期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县域正在走向“C”位。
这并非偶然——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持续攀升、中心城区开发强度逼近红线的现实下，超大城市必须重新审视县域的战略价值：它既是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的“减压阀”，更是培育新增长极的“孵化器”。
县域经济也不再是城市发展的配角，而是超大城市拓展发展空间的“新底盘”。八县（市）可供工业用地总量超3万亩，是其他区域总和的1.6倍，这是成都城镇化“下半场”的底牌。
这3万亩土地并非零散存量，而是经过连片整理、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的成规模产业用地，可直接承载百亿级重大产业化项目，为中心城区产业梯度转移和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提供了稀缺的物理空间。
当然，挑战仍在。八县（市）研发投入强度平均仅0.9%，不足全市四分之一；尚无一个GDP突破千亿的县市。
研发投入偏低折射出县域创新生态的薄弱——高端人才匮乏、科研平台稀缺、金融资本吸附力不足，这些“软短板”制约着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跃升。但成都已然笃定出发，通过“科创飞地”“结对联动”等制度创新，将中心城区的科研资源、孵化能力与县域的制造空间精准嫁接，正在逐步破解这一困局，让创新链与产业链在跨区域协同中实现“双向奔赴”。
2026年，简阳目标GDP突破1000亿元，建成全省千亿县；到2029年，彭州目标全面实现“千亿城、百万人”。
这些目标的底气，不仅来自成渝中线高铁、天府国际机场等重大枢纽的辐射赋能，更来自新能源、新材料、航空物流等先进制造业的加速落地，以及全市资源要素向县域的持续倾斜。
一年前，当成都提出“强县活区”时，外界或许并未充分预见其深意。一年后的今天，数据与实绩正在证明：这场以县域为支点的空间革命，撬动的不只是成都的经济版图，更是中国超大城市“下半场”转型的另一种可能。它昭示着，超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再唯中心城区扩张论，而是通过激活县域内生动力、重构全域空间价值，走出一条内涵式增长的新路。成都的实践，为全国同类城市在城镇化后半程如何平衡发展速度与区域均衡、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提供了鲜活的地方样本——这或许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治理维度上的生动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