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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票蝉联“新A类”,上海国际电影节如何成为全球电影新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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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记者 | 丁欣雨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我们都觉得,决定来上海是选对了。”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剧组见面会上,电影《海之子》的制片人米哈伊尔·利普曼兴奋地说道。

在今年的参赛剧组中,这个来自俄罗斯的年轻团队很引人注目,利普曼和导演丹尼尔·梅尔库洛夫都只有24岁,这是他们的首部长片作品。他们透露,在考虑电影的首映地时,很快想到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纽带关系,并决定来到上影节进行世界首映。

今年三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新一轮“A类电影节”认证名单,上海国际电影节蝉联“中国唯一国际A类电影节”。该协会副主席焦宏奋告诉界面文化,上影节在“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这一标准下顺利蝉联,是“成功的、高票的”。

正是中国蝉联“新A类”的名誉声量,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吸引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占比高达82%。据组委会透露,美洲与非洲地区的报名影片数量显著增长,还第一次收到了来自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作品。最终,本届上影节选择了420余部影片与影迷朋友见面,其中主竞赛和纪录片单元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上影节的吸引力从何而来?与西方其它电影节展相比,上影节又有着怎样的特殊视角和地位?带着这样的问题,界面文化采访了包括竞赛单元评审、电影人、学者、策展人等在内的多位相关从业者。可以看到,上影节正在沿着从华语到亚洲,再到世界的战略层次逐渐深化自身的全球视野和文化包容性,尤其关注中亚、东南亚、非洲和南美等“全球南方”地区的电影创作,打造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独特定位,进而确立自身在国际影视市场的影响力,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01 从A类到A级,被国际组织肯定的上海市场

过去很多年,关注电影节展的中国学者始终在“科普”一件常识:那些被分门别类成A、B、C、D的国际电影节,彼此之间并无档次差别,只是按不同属性划定的结果。其中A类指有竞赛单元且无特定主题的电影节;B类指有竞赛单元且突出特定主题或地区的电影节;C类指不设评奖,只展映各国影片的电影节;D类指纪录片和短片电影节。

早在2002年,时任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电影节部主任菲里斯·莫兰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A类之所以经常给人“地位顶尖”的感觉,是由于其中涵盖的几个老牌电影节早就闻名于世,但C类、D类不代表不好,未显示类别的电影节更不一定就差,且这套认证只会颁布给向协会主动递交申请的主体,属于“两厢情愿”的关系。

学者们在各种场合翻来覆去解释过不少次,胤祥也是其中的一位。但他没想到,经过多年澄清,好不容易才把公众认知“掰”过来,制片人协会的章程却自己做出了改革。今年2月,协会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撤销B、C、D,并根据三年内A类电影节提交的报告,重新调整名单,做到有进有出的流动性。

在胤祥看来,这趟变更意味着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的标准往学术圈评价电影节的声望等级体系 (prestige hierarchy) 靠近了一点,从此人们口中的“A类”,真的变成了含有高低之别的“A级”。“过去更多是A Category的意思,但现在是A List。简单来说就是给你一个口碑,谁的片子去了这儿,往往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向界面文化介绍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的属性时,胤祥将其类比作“世贸组织”,它的功能在于制定商业往来规则,防止赢家通吃的情况发生,也避免贸易档期相撞影响效率。他翻译过一篇美国电影理论学者达德利·安德鲁 (Dudley Andrew) 的文章《时区与时差:世界电影的流动与阶段》,里面写道,在制片人协会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大片如潮,几乎垄断整个市场,电影节因此形成联盟与之抗衡,保证来自任何地方的电影都能发声,且有机会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产生影响。

但环境已经发生了新的改变。协会副主席焦宏奋在电影节期间接受了界面文化的采访,他指出,到了新媒介、短视频甚嚣尘上的现在,眼看着全球范围内都在大量流失影院受众,商业还能不能运转起来,成了首先要紧的事。

这也促成了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的动作。尽管在评比时具体参看了哪些变量,协会没有向外界公开,但焦宏奋向界面文化透露,他们主要遵循四个大方向,即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来进行A类电影节的筛选工作。除了影片与评委的规模范围、办节的时间场地是否固定、组织团队够不够可靠,焦宏奋特别提到,相比此前,他们这次更加重视放映场次和票房比例的数据采集。

一番换血之后,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留在了A类的行列。从商业的角度,焦宏奋认为有两个原因构成了其在一众国际电影节中的优势位置:相较1932年诞生的“元老”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993年才创立的上影节虽然历史不够悠久,但拥有很好的成长性,仅看中国电影从2010年100亿票房至2019年645亿票房的跃升就足够证明;同时,中国14亿消费群体和9万块银幕,在很多外国影人眼中堪比“天文数字”,“他们非常渴望自己的作品能走进中国市场。”

每到六月,如期而至的上影节会给产业活动提供集中且便利的场所。很多外语片在这里卖出版权,除了人们熟悉的“上院线”,胤祥还补充了几个发行去向,包括但不限于流媒体、航空航线、视频点播。国产片是另外一种逻辑,胤祥指出,上海国际电影节一结束,接续它的就是一年来最重要的暑期档,在电影节进行提前首映、释放前期口碑成了国产影片的有利选择。而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立的中国电影创投和合拍片项目论坛,则进一步扩大市场,允许创作者与资助者在影片发行流通之前的阶段,就能展开充分的交流。

02 从选片到策展,与西方重要电影节取长补短

如果把电影节包括竞赛和展映在内的所有单元比作一个个房间,如何进行门牌的编写、打造空间的风格、把控容量的限度,有赖于策展团队的职责。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策展部门的主管范静雯向界面文化分享了团队从去年梳理之后,逐渐明晰起来的策展结构:“整体是打造了华语亚洲再到世界一种层层递进的地域层次。”

文明互鉴、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人”,是上影节反复在强调的办节定位。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士博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尽管很多西方主流国际电影节在发掘和推广亚洲电影方面做出过贡献,但片单留给亚洲电影的名额有限,且更偏重鲜明的艺术风格或体现亚洲社会问题的作品,造成部分同样优秀的亚洲电影被舍弃。上影节从2004年启动的地区性竞赛单元——亚洲新人奖,较好地填上了关注的盲点。论文举例,分别在2008年和2013年获“最佳影片”荣誉的台湾青春电影《九降风》和韩国爱情电影《恋爱的温度》都代表了所在地区电影产业的重要商业类型,但它们从未被西方主流电影节的重要竞赛单元选中,相反,亚新奖愿意做出奖励二者的举措,体现出敢于接纳非西方视野中亚洲电影的态度。

放眼亚洲之外,和上影节合作超过10年的luc以媒体人、影评人身份,参与到的是欧洲片区电影的选片工作。他告诉界面文化,由于欧洲电影有长时间的历史积淀,不同种类的影片已经培养出成熟的发展路径,商业片主投商业院线,艺术片就主打参加电影节展,或在各地艺术影院上映。

但看的片子多了,luc渐渐发现,其实艺术电影中也有所谓主流和更加先锋、尖锐和另类的取向之分,著名的“欧洲三大”,即戛纳、威尼斯、柏林国际电影节倾向把重要单元留给主流艺术电影,相比之下,上影节更愿意欢迎那些听上去名气不大,制作却很有自己一套想法的欧洲电影来到主竞赛平台。

而在非竞赛的展映单元,从“华语新风”到“今日亚洲”再到“世界万象”的层次,也是按照整体办节定位而进行的规划。其中,“世界万象”单元包括许多国别展,例如“聚焦德国”“银幕意蕴”“英伦精选”,基于与各国文化机构合作的基础,尽可能多元地呈现更多地区的最新电影。

以“英伦精选”单元为例,这是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与上影节始于2012年的长期合作项目,旨在展现当代英国电影创作中的多元声音与视角。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电影总监Briony Hanson对界面文化说:“我们不想让大家以为英国电影只有詹姆斯·邦德。”本届展映的六部影片,内容既探讨家庭、记忆、身份等私密情感,也关注社会变迁、归属与冲突等广泛议题。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文化参赞、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中国区艺术总监韩苏(Dom Hastings)向界面文化指出,尽管这些故事植根英国语境,但其中描绘的经验连接着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将它视作一个空间,能让两国观众通过讲故事来更好地理解彼此。”

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展部门也在助推更多合作落地,“尼罗光影”和“巴西速写”是本次新出现的单元,与中埃建交70周年和中巴文化年形成呼应。一方面,此两个单元是为了呼应今年作为“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的重大外交节点,另一方面也是电影节将选片的目光投向非洲和南美洲的重要尝试据了解,不少影迷会在电影节专门挑没有评分的影片来尝鲜,也会有观众愿意尝试选择一些冷门小众国别的影片,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国家的电影”。组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小众地区的故事也能匹配到同频的受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电影节氛围。”

欧洲电影产片量大,受众的了解程度也随之提高,相比很多影迷是因为好奇某个陌生异域而选择去看当地拍摄的电影故事,luc感觉人们在挑选欧洲电影时会做出更细分的判断。6月5日中午12点一开票,他就听说德国电影《罗斯》成了最快售罄的一部片子。luc告诉界面文化,自己很惊讶中国影迷在欧洲电影方面的敏感度,“《罗斯》是2月在柏林电影节获过奖的片子,里面主演桑德拉·惠勒的新片《故土》5月刚刚才入围戛纳,这次放进戛纳零时差单元也迅速就卖完了。”据他的分析,商业电影尤其是好莱坞大片,总归会来到内地院线,“不着急看的”,但影迷明白,这些欧洲电影有可能就只能放这么一次,“之后不见得有机会看到。”

胤祥也观察到,上影节策展多年的“4K修复”和“向大师致敬”单元,同样是深受影迷喜爱的保留项目。在他看来,由于大陆少有艺术影院和影院的自主选片权,上影节的老片轮播一定程度弥补了这样的缺憾,满足了部分受众的需求。

03 从创作到合作,语境不同也能打动彼此

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参赛,会给一位电影创作者带来怎样的改变?吉尔吉斯斯坦导演阿克坦·阿布德卡雷科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他执导的影片《黑,红,黄》赢得金爵奖最佳影片,这一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引起了轰动,尽管之前已经上映,影片在获奖后仍举行了特别展映,吸引来大量观众。同时,政府代表接待了阿布德卡雷科夫,提出要资助他的下一部电影,预算丰厚。阿布德卡雷科夫向界面文化表示,这是他此前完全没有期待或梦想到的事情,如今他已经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电影产业的领导者之一。今年,阿布德卡雷科夫再次回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担任主竞赛单元金爵奖的评委。

印度尼西亚导演卡米拉·安迪妮第一次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是2018年,当时她带着自己的第二部长片《亦真亦幻》,参加“一带一路电影周”。之后几年,她的两部长片分别入围了多伦多和柏林两大国际电影节。今年,安迪妮再次来到上海,担任亚洲新人奖单元的评委。在她看来,上影节“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宝藏”,她很享受在这里静下心来观影,与人交流,尤其是看一些平时可能未曾听说的影片,“你能看到在别处看不到的东西”。

安迪妮向界面文化表示,作为亚洲电影人,在欧洲或北美的电影节时常会感到自己来自遥远的地方,属于世界的另一部分,“有时候你并不确定是应该保持本真,还是去迎合潮流或他人的视角。”但在上影节,她感觉像回到家一样,可以在电影业里做真实的自己,这很舒适。“大家一起庆祝亚洲电影,你能从这些故事里看到自己的文化,即使它是非常在地性的作品,因为我们在文化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安迪妮说道。

担任本届亚洲新人奖单元主席的新加坡导演陈哲艺也有类似的感受,他向界面文化指出,本届许多入围作品虽然聚焦地域性的故事,但创作者往往融入共通性的个人情感,比如青春、家庭、对家乡的乡愁,会给观众带来很深的感触,“我一直相信好的电影是不分文化、国界和语言的。”

作为一名女性电影人,安迪妮的作品始终想要关注女性的生命故事,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她注意到,有不少亚洲电影创作者同样在关注这样的主题,她称之为“全球南方女性主义”,“我们想要展现女性受到结构压迫的复杂性。”安迪妮对界面文化说。这样的电影想与欧洲观众建立关联,有时候并不容易,很多观众会认为这些女性角色不够坚强,她必须像男人一样。但在上海,同处亚洲语境的人们更容易理解彼此,产生共情,“希望我们能放下西方视角,这是发生在我们之中的事情,我们必须正视它。”

其实在来到上海展映的欧洲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对话空间。本次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德国影片《她们的狂想曲》采用了歌舞剧的形式,在出席媒体见面会时,导演苏珊娜·海因里希坦言,尽管自己的风格借鉴了上世纪德国戏剧中的身体语言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想要探讨的却是极富当代性的女性生育、情感困境,还有社交媒体式的表演,她很期待如此小众的试验会与中国影迷擦出怎样的火花。在最后的金爵奖获奖名单中,剧组拿回了主竞赛艺术贡献奖。

展映影片之余,上影节也一直在试图搭建起更深度的对话与合作平台。今年是阿布德卡雷科夫第三次来到上海,在他看来,上影节一直是中亚电影的重要推广平台,几乎每年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中亚电影,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的作品,并且在影片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提升。

阿布德卡雷科夫告诉界面文化,他非常希望能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平台,找到合适的经销商,在中国推广中亚电影,也计划在未来能找到机会和中国一起合拍电影,利用好邻近中国的区位优势,为一带一路的电影创作搭建平台。

在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相应的合作机遇。韩苏向界面文化介绍,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计划不仅将“英伦精选”作为一个电影项目,还计划将它转变为连接电影人、文化机构和观众的长期平台,进一步推动中英电影合作,比如直接资助新电影合作的文化连线基金(Connections Through Culture),以及推动广泛艺术合作的“China Now(中国进行式)”,支持两国艺术家、文化机构和新兴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感谢上影节工作人员王静怡、小谷,影评人小吓、子戈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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