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泉州，有一位和新中国同岁的老人姜明典，35年前，他将代书摊位迁到石狮市老城区人民路联谊商厦停车场入口旁，便每日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早晨5点起床到森林公园跑步晨练，9点准时开摊，18点收摊回家。
他从未离开过泉州，直到今年5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承载万里乡愁和家国情怀的“侨批”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他作为“泉州最后的代书先生”受邀参加在北京的一场活动，才第一次走出泉州。而他代写的几十万封书信，曾漂洋过海，散布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
姜明典的代书生涯，从18岁开始。初中毕业后，他没能继续上高中。母亲鼓励他“一枝草，一点露”，换一种方式继续和文字打交道。他骑着自行车，挎着绿色挎包，下乡挨家挨户敲门：“今仔日有批要写无（今天有信要写吗）？”村子里住着许多“番客婶”——丈夫下南洋谋生、自己独守故土的妇女，她们的丈夫被称为“番客”。很多人不识字，心中的千言万语，只能靠姜明典的笔，变成一页页翻山越海的家书。对番客婶来说，一辈子也就是几封信的事。
姜明典说不清何时真正理解乃至共情这些番客婶，他认为，番客婶是近现代女性中最杰出、最坚韧的群体之一。丈夫不在家，很多番客婶操持一个大家庭，出工赚工分维持生活，从年轻到老去。“不若天上星宿，一年一聚”，他写番客婶对离家丈夫的思念。“坐令红粉青山，转眼老去，春花秋月，等闲虚度”，90%以上的番客都会客死他乡，姜明典见过临终都不知道丈夫已去世多年的番客婶。一位老太太，丈夫在海外去世多年，儿子一直以父亲的名义写信来，让她以为丈夫还活着，“如果告诉她真相，她会马上死去”。
他挂念“番仔”的命运。下南洋的男人在海外娶妻生子的“两头婚”现象并不稀奇，有些与发妻没有孩子，就把在海外生的孩子送回家乡，被送回的孩子在当地被称作“番仔”。他帮番仔写信给海外的生母，念叨“思念呀、想呀、团圆呀”，几十年里帮他们写了一遍又一遍。
他感叹华侨的忠孝仁义。许多华侨不仅汇款给家人，还会支援其他亲戚朋友、乡人邻里，他们捐献学校、修桥建路，出钱赡养家乡老人、培养青年，帮扶初下南洋的同乡。20世纪60年代，姜明典的父亲在经济困难时，收到了许久未联系的初中同学的侨汇。姜明典记忆中的老番客，一方面慷慨大方、有情有义，一方面他们的妻儿却只能借由他的笔墨抱怨：“汲长绠短，捉襟见肘，手头空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姜明典的父亲也曾是一名代书先生，他最常说的是“不要乱写”，不讲家人坏话，请求汇款的话也不可过于直白。逢年过节的侨批量比平时多得多，亲人离世的信件需加急寄送，电报送达当天，华侨的寄款立马就出发——为了赶上为亲人办葬礼。姜明典不仅代写信，还帮人念信。“慈母大人骑鹤西去，不胜伤感，登高望远，泪流满面，生不得侍之以礼，死不得葬之，不孝之罪深矣。”他的笔尖缝补不了太多的离散伤痕，克制的情感随墨水晕染开。
从海外寄来的书信常用各种外语书写，他需要破译夹杂着乡音的“闽南外文”，也要把海外地址的标准外文写准确，确保信件能送达。为此他翻着字典和报纸，自学了英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语言。他说，写信不只是写字，做生意也不只是赚钱，多的是要学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邮政系统和银行电汇逐渐取代了侨批业务，侨批业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需要写信的年代过去了，姜明典开始写各种东西，诉状、契约、遗嘱……1992年西班牙举办奥运会，他帮前往西班牙经商的人填写入境签证。
近期受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影响，他的摊位又热闹起来。年轻人请求他用竖体、繁体字、文言文形式，写信给20年后的自己，写给父母、朋友、对象。
不久前，一对从马来西亚到泉州做生意的中年男女路过他的摊位。女子随口说了父亲的中文名字，姜明典立刻用马来语写了出来，女子当场落泪。50多年前，她的祖母就是请姜明典写信给南洋的父亲的。两人请他写了两封信，盖上邮戳，带回马来西亚作纪念。
几十年来，姜明典的摊位没有什么变化，1张堪堪坐得下一人的方桌，5本字典，3块从山上捡来的压书石，1张写字板，方寸之间承载了无数人的惦念、聚散、苦痛。“（代书经历）让我受了大教育，懂得怎么样做人，老老实实做人，安分守己，善待家人。”
变化的是需要代书的人少了，代书摊位也只剩下姜明典一桌。而他的眼睛慢慢老花，戴上400度的老花镜，加上放大镜仍看得吃力。他坚持风雨无阻地出摊，担心不会使用手机的老人还需要找他，“少见一面，就可能再也见不到啦”。
他庆幸时代的发展，家乡不再有苦苦守候的番客婶，“如有来生，愿她们不再守望”。
2013年，侨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近期，泉州市档案馆正在采集姜明典的代书故事，他和他所经历的代书历史，将与侨批一起进入档案馆。他认为，“侨批”只是改变了形式和载体，它不会消失，“只要海外华侨与祖国血脉相连，天各一方的亲人音讯不绝，侨批就永远存在”。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