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王 凯
抗战时期的侨批如实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给华侨家庭及所在国百姓带来的苦难与悲痛，也见证了海外华侨心系故土的家国情怀。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让侨批重新回到大众视野。自18世纪末期起，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有大批百姓前往东南亚一带谋生，这一现象被称为“下南洋”。这些华侨在南洋挣到钱后，会通过批局（又称“银信局”）寄回家里，同时附上给亲人的书信——这种由华侨寄往家乡的家书与汇款凭证的结合体，便是侨批。
抗日战争爆发后，外敌入侵、国土沦陷，华侨与侨眷的生活均发生重大变化。在炮火连天的烽烟岁月里，这些带着个体生命温度、联结侨民与侨乡的侨批，既如实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给华侨家庭及所在国百姓带来的苦难与悲痛，也见证了海外华侨心系故土的家国情怀。
吴镜明：最后胜利必属我国
1935年8月30日，马来亚华侨吴镜明在致妻子的信中说：
中日不宣而战，而日本则行封锁我沿海，违犯国际盟约。我国轮船则不能往来，别国之轮船则帆行无阻。无须自惊，但此次我敌战争全赖上下一心一德，军民合作，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国……兹付去国币贰拾元整，至时照为收入，日用之需。
从吴镜明的侨批内容推断，他应为广东潮汕一带人士，具体籍贯暂未明确。此封家书撰写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信中提及的“中日不宣而战”“日本封锁我沿海”，大概率指向当时华北地区的中日局部摩擦。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对中国觊觎已久，陆续从东北调兵入关，其间多次制造事端，甚至对我国部分沿海区域实施骚扰与封锁。吴镜明身居海外、消息灵通，或许因听闻相关动态，将局部冲突理解为“不宣而战”，其实是一场误会。
吴镜明对时局有着极为敏锐的洞察力，他在信中提出“军民合作，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国”的观点，与后来国共两党对抗战的认知不谋而合，也展现了一位普通华侨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筹措抗战经费，中国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号召民众认购以支援抗战。财政部通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先后发行6期救国公债，每期5亿元，总计30亿元。海外华侨随即掀起广泛的“购债”热潮，仅第一期公债，华侨认购量就超过半数。据《烽火侨批：华侨抗战印记》记载：“1937年至1939年间，华侨认购救国公债5115万元、国防公债626.5万元、金公债291.6万元又22924金镑；到了1941年夏，共购债6.82亿元；迄至1942年，购债总额已达11亿元国币之巨，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强。”
在海外华侨的这些捐款中，也有吴镜明的一份贡献。他在写给妻子的批信中这样说道：“买公债为救国，人皆赎（购）买，每月平均约三四元。”这“三四元”对并不富裕的吴镜明而言，不啻一笔“巨款”——他几个月才给家里汇一次款，每次也不过二三十元。
战火虽暂未波及潮汕，吴镜明对家乡与亲人的牵挂却在家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1937年7月16日写道，“现刻中日备战形甚紧迫，俺潮汕未知有何防卫否？但尔等无须惊慌为要”。同年12月4日又提及，“潮汕防务亦为重要。闻怪飞机（日军侦察机）每在空中往来，尔等妇孺，当宜避之，无得翘首仰望”。
战火越来越激烈，1939年6月初，潮汕陷入日军之手。吴镜明想把家人接到国外躲避战争，孰料不久后东南亚也陷入日本人之手。烽烟四起，无处可逃，吴镜明担心家人的命运，忧心如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交通阻断、音讯隔绝，吴镜明与妻子的联系中断了整整四年。抗战胜利后，英军进驻马来亚，但侨批通路依旧不畅。吴镜明急于寄钱回家供养妻儿，只好冒险通过私人渠道寄信汇款。1946年初，林氏终于收到了丈夫寄来的批信（写于1945年12月29日）：
但自英军进入马来亚于今三月余，对于通汇一事，遥遥无期……兹因年关在即，有人暗盘收寄，即寄上国币壹万元，至时查收，以作家中之需。
战后经济逐步复苏，吴镜明在海外也有了稳定工作，收入较以往大幅提高，便开始考虑子女的教育问题。1924年他“下南洋”时，长子吴天元还在妻子腹中，如今已二十岁出头；次子是1934年他回国时所生，此时也已十几岁。吴镜明担心孩子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十分焦急，1946年8月7日，他致信长子吴天元，嘱其入学读书：
既欲入学，在此时期须欲尽心勤读，勿得作辍，苟能进步，将来亦是尔一生之幸福。尔弟亦常教其勤读。书籍、学费，可向尔母领取可也。
吴镜明后来的归宿不得而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见过他的笔迹，却不清楚他的模样和结局。只是通过这一封封家书，走进了一个男人艰难、隐忍、无奈却永不屈服的人生——这不是小说和电影，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发生过的真实的事情。
沈尔七：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沈尔七是福建晋江人，原名沈庆炬。他的父亲早年远赴南洋谋生，他与母亲、弟弟、妹妹四人在家过着清贫的生活。1930年，16岁的沈尔七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寻找父亲，从此与父亲一同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沈尔七在菲律宾做过店员、印刷工人，晚上还为两家店铺记账。后来，他参加了菲律宾华侨总工会下属的青工俱乐部活动，被推选为执行委员，由此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菲律宾华侨抗日斗争风起云涌，沈尔七不再安于埋头做工，毅然投身抗日斗争。1934年，宋庆龄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沈尔七被推选为该会菲律宾分会负责人。
1934年，沈尔七加入菲律宾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组织爱国华侨成立“菲律宾华侨归国抗日义勇队”，毅然回国投身抗战。1938年2月，义勇队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不久，该义勇队改编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沈尔七担任团长。
沈尔七无暇顾及家中老母和弟妹，远在晋江乡下的母亲牵挂儿子，写信询问儿子下落并告知“家中甚然困苦”。1938年5月17日，沈尔七复信母亲，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家中甚然困苦”……望母亲能以儿为光明事业努力，勿怪儿之不肖，安心教养弟弟……以后凡关于吾乡征收各种捐税，均各告以儿已回国投效，请其准免征收。
沈尔七受叶挺军长委托，返回菲律宾动员华侨青年回国参战。1939年9月，他再次回到国内，将华侨捐助的医疗器械与药品带回新四军。1940年4月，沈尔七从皖南奔赴苏南前线，先后参与了江苏句容西塔山战斗和镇宝公路战斗。
沈尔七常年往返于国内与菲律宾之间，一方面采买国内急需的西药，一方面动员华侨青年回国抗日。1941年11月，他再次回到国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2年，沈尔七因长期奔波积劳成疾，住院治疗期间仍兼任医院政治指导员。同年5月，在掩护其他伤病员撤离的战斗中，沈尔七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
黄秀檥：重见天日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与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签署投降文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抗日战争至此宣告结束。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远在海外的华侨既急于将平安家书寄回家中，更迫切想了解国内亲人的近况，寄往国内的侨批因此急剧增加。《烽火侨批：华侨抗战印记》中这样记录：
太平洋战争期间，新马侨批局停业，侨批侨信中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4日英国军队登陆马来亚，新马侨批局旋即恢复营业……邮政部门鉴于战后邮票紧缺，人员也一时应付不过来，于是宣布实行优惠政策，从1945年9月17日至10月18日实施一个月的免付邮资服务。
就在这项优惠服务实施的第三天，马来亚华侨黄秀檥便致信福建永春县的家中，向长辈报告平安，表达劫后余生的庆幸与对抗战胜利的欢呼，其欣喜若狂的心情，恰似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写照：
自从马来亚受日本统治已有四年了，关于信件完全没来往，非常挂念。但在这四年内受日本统治的屠杀，（我们）都完全不（无）事，都真完（安）全，请您勿念。现已日本失败投降，重见天日了。
黄秀檥这封家书有两个特点：一是错别字很多，连落款时间都写错了，估计是写信人非常着急，想尽快将消息传递到国内；二是没有随信寄送款项，说明黄秀檥不知道家中亲人情况，寄信投石问路，探寻有没有变故。
对于黄秀檥后来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只是记住了他的这封家书。这封承载着中华儿女不屈不挠记忆的抗战侨批，不仅是黄秀檥的私人信件，更是中华民族抗战史册中最真实、最鲜活的民间证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