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电视剧《隐身的名字》剧照。资料图片
以当下时空的“日记剽窃案”与过去时空的七道河子少年往事构成双线交叉叙事结构，以多年前的“水泥藏尸案”为悬念内核，电视剧《隐身的名字》讲述了两代女性的曲折命运。上一代的伤痕，在下一代身上以另一种面目浮现，两代人的身份困境与自我救赎由此显形。这一思路与《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等优秀剧集一脉相通，都以“强戏剧性案件”叠合“社会性主题”，借极端案件叩问人性的现实困境。但《隐身的名字》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其视角从男权结构中一目了然的显性压迫转向被社会内化、被自我规训的隐性压迫，最终谱写成一部讲述女性自我反省救赎的现代悲喜剧。
剧名“隐身的名字”，隐喻被剽窃日记的任小名、被顶替身份的柏庶、被迫逃亡的文毓秀以及众多被改变身份的女性。在任小名与她那位为改变命运而不断迷失的母亲任美艳的关系中，在葛文君与养女柏庶控制和反控制的纠缠中，甚至在刘潇然的谎言和自私中，藏着原生家庭创伤、亲情控制、婚姻背叛等女性面临的众多现实困境，以及人性认知、女性成长、家庭关系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话题，引发观众大量评论。人们从不同角度重新思考如何做一个母亲、如何做一个女儿、如何对待朋友、如何对待婚姻爱情、如何对待原生家庭的创伤、如何在不确定的人生中去寻找确定的生活方向等问题。
剧中的每个人都依凭自己的处境和心性做出了各自的选择。这些选择之所以让观众争议不休、难以简单评判，正在于它们触及了现实最深的悲剧性，黑格尔在《美学》中早已点明：真正的悲剧从来不是“恶与恶”的冲突，而是“善与善”的冲突，是“一种合理性与另一种合理性”之间不可调和的对峙。任美艳为孩子反复改嫁，是一种合理性；任小名挣脱母亲的安排去过自己的生活，也是一种合理性。剧中没有简单的反派，更多是各自合理却难以相互成全的处境。正因为看见了这层宿命般的两难，观众才真正理解创作者“彼此看见、彼此成全”的良苦用心。
该剧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两代人的形象都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生动的艺术呈现。母亲任美艳保守而坚强、狡黠而善良、委曲求全却临危不惧。那种性格丰满性和复杂性，把“为孩子反复改嫁”的复杂母爱演绎得栩栩如生，层次细腻、张弛有致。任小名与闺蜜柏庶、男友何宇穹的情感关系也表现得既具有现实可信度，又具有细节生动性。除夕夜的相守、大结局的天台拯救等段落，都带给观众强烈的情绪共鸣。剧中每个人物都带着“前史”、带着性格、带着身份的规定性和偶然性进入故事、进入戏剧，演员们也都能带着自己理解去表现不同人物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形象，即便是饰演人物青少年阶段的小演员也同样鲜活生动，并与成年组人物形成镜像对照。这种人物塑造的完整，带来了一种“真实感”，使观众不只是隔着荧屏去评价一个艺术形象，而是把剧中人当作现实里真实遇到过的某一类人来看待，让爱与憎穿过虚构，落在生活中某个具体的身影上。这种主动的“代入”，是该剧最大的艺术成就，也蕴藏着最深的社会意义。它让观众借不同人物、不同人生阶段，去打量人、人性与社会，由此获得一份理解他人、理解自己的从容，更有勇气辨认生活中的阴影，也更自觉地走向各自的光亮。
从《牵手》《梦华录》到《不完美受害人》《隐身的名字》，该剧导演杨阳的剧集作品兼具作者表达与大众共情力、艺术创新性和人物感染力。她被人们誉为“国产女性题材标杆导演”。她的创作敢于触及人性的阴暗，选择观众陌生的艺术表达，即便会失去某些认可和理解，也坚持表达的锐度、深度和强度，又能在直面现实残酷的同时坚守善良、正义和爱，传递了“被看见，就是救赎的开始”的价值观。而这正好体现了视听艺术工作者对女性、人性以及人的社会解放、自我救赎的严肃关注和诚挚思考。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7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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