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人日报）
观 点
弹性工作制兼具生育支持、劳动保护、社会治理等多重价值。应厘清适用边界，优化制度路径，更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在人口结构深刻转型、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标准化工时模式已难以适配劳动者多元化照护需求与个性化劳动特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落实生育休假制度，鼓励用人单位对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职工实行弹性工作制。这一表述将弹性工作议题提升至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为劳动制度适配时代变革指明方向。
弹性工作制的核心是保障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自主权，兼具生育支持、劳动保护、社会治理等多重价值。立足标准劳动关系政策体系，厘清弹性工作制与灵活用工的制度逻辑差异，从多方面优化制度路径，推行弹性工作制，既是完善现代劳动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一项举措。
回应劳动力市场需求
理解弹性工作制，首先需要将其置于劳动组织方式变革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分析。工业时代的标准化劳动关系，以固定工时、固定场所、集中化管理为基本特征，这一模式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逻辑高度契合，却难以满足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过程的个性化需求。弹性工作制的兴起，本质上是劳动关系从“以生产为中心”向“以劳动者为中心”转型的一个缩影。
当前，弹性工作制在实践中已有多元探索。一些企业自发探索工时改革，部分行业率先推行 4.5 天工作制，一些企业针对知识型、创意类岗位试行弹性工时；一些地方政府主动引导试点，出台专项政策推动4.5天弹性工时落地，同时启动生育友好岗建设，支持用人单位设置弹性化岗位，覆盖生产制造、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这些实践探索表明，弹性工作安排正在从零散的企业管理实践，向与生育支持、消费提振等国家战略相结合的系统性制度安排演进。
总体来看，弹性工作制能够对当前我国劳动市场一些结构性矛盾进行回应。一是生育支持的需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弹性工作制与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相结合，正是对回应这一需求的有益政策导向。二是知识劳动的时间管理转型。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知识密集型岗位在劳动力结构中的占比持续提升。对这类岗位而言，劳动产出的评价维度已从“在岗时间”转向“任务完成质量”，固定时空约束与实际工作形态之间存在错位。弹性工作制为知识劳动者提供的不仅是时间安排的灵活性，更是与其工作性质相适应的制度空间。现行工时制度框架下，综合工时制、不定时工时制的适用范围和审批程序均存在一定局限，难以充分覆盖新兴知识劳动形态。三是老龄化背景下的照护劳动压力。当前，照护失能老人的家庭压力正在成为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因素之一。与育儿场景不同，照护老人的时间需求往往更加不可预测，且与正式就业的时间冲突，难以通过固定的弹性安排一次性化解。从“育儿弹性”向“照护弹性”的扩展，是推行弹性工作制进程中的重要制度议题。
厘清适用边界
弹性工作制的理论根基，在于工作时间自主权这一现代劳动法的重要议题。2017年，国际劳工组织在《体面劳动与非正规经济报告》中，将工作时间自主权界定为劳动者在合理范围内自主安排工作时间的法律地位。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产出日益取决于创造性投入而非机械性时间投入，劳动过程控制权的配置也应作出相应调整。时间安排的自由并非用人单位一方的权利，而是劳动者应享有的正当法律地位。
然而，在弹性工作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一系列现实问题逐渐显现，制约了其制度价值的充分发挥。一是政策约束力不足，当前各地出台的弹性工作相关规定多以“鼓励”“倡导”为主，缺乏强制性法律约束，弹性安排取决于企业自主意愿，劳动者难以主动主张权利，政策红利尚未普惠。二是概念认知存在偏差，易将弹性工作制与灵活用工混为一谈，部分企业借机以“弹性”为名推行非标准用工，规避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缴纳等法定义务，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三是工作边界模糊化，缺乏制度规范的弹性安排易导致劳动者“随时待命”，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打破，隐形加班增多，反而加重了劳动者的工作负担。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弹性工作制的健康发展须通过法律化、制度化的规范设计，明确权利边界、厘清制度逻辑、强化权益保障。
弹性工作的制度化须首先明确一个问题：弹性安排面向的是何种法律关系中的劳动者？制度边界在于，弹性工作制必须严格限定于标准劳动关系内部。标准劳动关系的制度特征包括：有效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的法律覆盖、劳动基准法的适用，这三项要素共同构成了弹性工作制作为劳动者权利的制度前提。对于灵活用工、劳务外包、平台用工等非标准用工形态，“弹性”二字的规范含义截然不同。混淆弹性工作制与非标准用工形态，是当前制度讨论中值得关注的理论误区，它可能为企业以“弹性”为名规避劳动法律义务带来空间。弹性所改变的是工作时间安排以及工作地点选择问题，而非劳动关系的基本架构。
构建制度保障体系
弹性工作的制度化，并非一蹴而就的立法工程，而是从政策倡导到法律赋权、从程序保障到实体权利逐步演进的过程，需要在以下层面逐步推进。
第一，明确弹性工作申请权的程序性法律地位。具体制度设计应包括，劳动者有权以书面形式向用人单位提出弹性工作申请；用人单位须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作出答复。程序性权利并不强制用人单位必须接受申请，而是为劳动者的诉求提供制度化表达渠道，同时为劳动争议仲裁提供可操作的审查标准。
第二，严格限定弹性工作制的适用边界。应明确弹性工作制不适用于非标准用工形态，不得作为灵活用工或平台用工场景下减轻用人单位法律责任的依据。同时，弹性安排的具体模式应允许企业在法定框架内根据自身经营实际作出差异化安排。
第三，建立弹性安排的分类管理机制。不同场景下的弹性需求，其正当性基础存在实质差异。育儿期的弹性安排，正当性在于缓解照护压力、支撑生育决策；照护失能老人的弹性安排，正当性在于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普遍性照护需求。场景化的制度设计既能提高制度精准性，也能为差异化的政策支持提供法理依据。
第四，建立弹性安排的动态评估与争议处理机制。弹性安排易引发的争议类型包括无正当理由拒绝申请、承诺未兑现、弹性安排演变为隐形加班等，需要明确的调解与仲裁处理通道。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对此类新生争议类型的覆盖尚不充分，应在制度层面予以回应。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全总工会理论和劳动关系智库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