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奥派经济学）
文丨张是之
大学大门该不该对外开放？
我的回答是：应该交给大学自己决定。
武汉大学开放校门，上了热搜。
有知名教授在网上呼吁校门开放，并且收到了效果。
但与此同时，关于大学校门该不该开放，网上也出现了很多争论。
支持开放的声音是主流，也有少数反对开放的意见，被淹没在主流声音里。
这件事，我的看法很明确：开放、不开放，还是相对开放；怎么做、怎么选，都应该交给大学自己决定。
我知道，呼吁开放的人，有一种观点是，大学是由公共财政供养的，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必须对公众开放。
这种观点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不够全面。
公共财政决定了大学具有公共责任，但公共责任并不等于公众可以直接替大学行使治理权。
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公众可以用舆论可以呼吁，但也应该尊重大学自己的决定权。
很多人都认可陈寅恪那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句话最初说的并不是大学，但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才是大学的灵魂和精髓。
但是，一到具体场景，很多人又忘了这句话。
大学大门是不是应该开放，该怎么开放，就是这样一个具体场景。
如果你真的认可大学应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就应该让每一所大学自己决定是否开放，以及怎么开放。
“用了纳税人的钱，就应该对纳税人开放。”
这个观点，不能说错，但是往前多走几步，它会让大学距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目标，反而会更远。
因为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谁出钱，谁说了算。
可真正的大学精神，恰恰不能简单变成“谁出钱听谁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
今天很多人都看不起“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这种人。
但历史上，恰恰有不少著名人物，当时就是在“吃着公家的饭，还去砸公家的锅”。
比如鲁迅，1927年到1931年，他当时拿着教育部的津贴。但他的写作，从来没有因此停止对国民党当局的批判。
再比如闻一多，国立西南联大的教授，拿的是国立大学的俸禄，但后来公开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政治。
当时国民政府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校长梅贻琦并没有执行。
还有田汉。
他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负责文艺宣传。
但他最著名的作品，我们从小都知道，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这三个人，换到今天，你能接受吗？
你会说他们有风骨，还是会骂他“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
各位，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历史上类似“吃饭还骂娘”的例子并不少。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留下作品，也不妨碍我们今天重新评价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真正坚持的，不是简单的“拿钱办事”，而是自己的判断、立场和原则。
这才是大学精神里最重要的一点。
真正的大学精神，不是“谁出钱就听谁的”，而是即便用了你的钱，我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立场和学术原则。
简单来说，大学既不应该唯上。
不是什么都交给上级说了算，上级一纸通知，大学就必须全部照办。
大学也不应该唯下。
不应该因为一时的民众舆论，就轻易改变自己的治理原则。
因为民众舆论也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情绪化的，也可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所以，大学的大门怎么开放，应该交给大学自己决定。
它可以开放，也可以预约开放；
可以分时段开放，也可以分区域开放；
可以优先保障教学科研秩序，也可以在不影响校园运行的前提下，尽量向公众释放空间。
这些具体安排，最了解情况的不是网上围观的人，而是大学自己。
当然，最后我也要说一下。
全球很多著名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背后有企业家、校友基金和社会捐赠支持，并不都是由国家财政供养。
逻辑上看，大学最理想的方向，就是减少甚至彻底放弃对国家财政的依赖，自己办学、自负盈亏。
资金来源越多元，大学就越不容易被某一种力量单独支配。
退一步说，即便现在做不到这一点，边际上的改善也应该是：拿了公共财政的钱，但仍然保留大学自己的自主决定权。
这种自主权越多，大学才越能接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拿了钱就必须听话，那还是不够独立，也不够自由。
所以，我支持大学开放，但我更支持大学自己决定怎么开放。
真正的大学精神，不是“谁出钱听谁的”。
大学最宝贵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应该有能力在权力、资本和舆论之间，保留一点独立判断。
这点独立判断，才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
2026年0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