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海
悬疑类型电影的魅力在于观众在黑暗中与银幕的博弈,并在谜底揭晓的瞬间获得强烈的情感满足,这种“解谜快感”是悬疑片最核心的吸引力机制。然而,当悬疑类型作品日渐趋同,观众的审美期待也在类型的固化中难以满足,如何让解谜本身成为一种新鲜的体验,是悬疑创作者必须面对的命题,电影《消失的人》正是在这一命题下给出了积极的回应。
《消失的人》最显著的叙事特征是多线并行、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布局,将观众置于一个精心设计的信息迷宫之中。电影起初仅以同一栋居民楼作为空间交集,叙事在不同人物、不同楼层之间不断跳切,不同的信息在时空变化中被前置、延迟,观众需要像拼图一样,将这些散落的碎片逐渐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这种“主动拼合”的过程,远比被动接受一个线性讲述的故事更令人投入。
如果说信息迷宫是在叙事层面操纵观众的认知,那么视觉偏差则是在更基本的感知层面设置陷阱。在电影《消失的人》中,镜头不再是透明的叙事工具,影片系统性地运用了“误导性”镜头,这些镜头看似在提供客观信息,实则引导观众建立错误的因果链条,让观众误以为这就是解开谜团的线索,而当真相揭晓时,观众才发觉自己被那些“显眼”的视觉提示引向了歧途。例如影片中严午第一次见林雨彤时,二人擦肩而过,导演在此处加入了一个严午的主观特写镜头去看后者,还有莹莹在父亲与唐宇夫妇发生争执后的反应,这些镜头都在误导观众的推论。这种策略的意义不止于技巧层面。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观众与影像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悬疑叙事中,镜头通常是观众可以信赖的向导,而《消失的人》的误导性镜头,则动摇了这种信任。观众不得不像审视证词一样审视每一个画面,当这种警觉被内化为观影过程中的常态,影片就成功地将视觉层面纳入了解谜的系统。
电影《消失的人》改编自贝客邦的小说《海葵》。在原著《海葵》中,莹莹的形象被明确锚定在小说标题的隐喻之上:海葵外表如花朵般美丽温柔,触手却带毒刺。这一隐喻与莹莹的表象和内在构成对应,她表面上看起来是柔弱无辜的邻家少女,实则是整起失踪事件的真正策划者。她藏身于成人世界的夹缝中,利用父亲的犯罪行为和邻居的日常生活作为移动的“壳”,在其掩护下实施自己的计划。小说结尾赋予读者一个确定的终点,当谜底揭晓时,莹莹的恶被命名,读者被引向一种以“辨认出恶”为核心的解谜快感。
而电影的改编,从根本上拆解了这个被锚定的隐喻。在影片中,原著中莹莹的大量明确的操控细节被隐去,观众因此无法再用“恶人”或“受害者”的标签来明确归档这个角色,莹莹的模糊性也因此构成了电影文本中的一块“空白”。对于原著读者而言,一种独特的解谜体验由此生成,他们在电影文本与原著文本的差异中求证着解谜的某种可能,完成角色身份的再指认。这种原著粉丝的解谜,会在网络空间与非原著粉丝产生观点碰撞,在这个过程中会吸引着新的观众观影并加入讨论,不断推动话题扩大,实现影片营销的正向赋能。
总体上说,《消失的人》使解谜成为一种立体的、多层次的审美体验,影片中的真相在多重遮蔽中若隐若现,当银幕暗去,谜题依然在心中生长,这或许正是电影《消失的人》对悬疑类型作品最有力的贡献。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