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传媒上海新华书店）
2026年“五一”档，程伟豪执导的《消失的人》以豆瓣7.7分的高口碑与票房黑马之姿，成为华语悬疑类型片的一次重要突破。这部改编自贝客邦小说《海葵》的作品，不仅将故事的发生地精准锚定在重庆这座魔幻的8D城市，更试图在商业类型表达与文学深度之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
当湿冷黏稠的雾气、错综复杂的筒子楼出现在大银幕上时，一种独属于山城的地域惊悚感扑面而来。然而，若仅将其视为一部依靠视听奇观取胜的悬疑片，便低估了它在电影工业与文本改编层面所引发的深层博弈。
一
空间叙事
重庆的“立体惊悚”与文字的“冬至美学”
导演程伟豪无疑是营造氛围的高手。他摒弃了上一部作品《缉魂》中的科幻、夺舍等极端设定，将原著中原本模糊的南方背景，置换为重庆永川的海棠苑安置房小区。这种改编极具作者野心，因为重庆特有的立体空间与迷雾气候，天然就是悬疑叙事的绝佳载体。影片中超80%的戏份在这里发生，方言与普通话的交错不仅交代了人物的身份前史，更将那种“熟人社会信任崩塌”的压抑感具象化。
电影用一种“生活化惊悚”的视听语言，把观众拽进了一个看似日常、实则处处窥视的密室之中。狭窄的楼道、忽明忽暗的声控灯、门把手上残留的指纹，这些被镜头放大的日常细节，在重庆特有的魔幻地形加持下，构成了极强的心理压迫空间。导演大量运用航拍与长焦压缩镜头，将这座城市的立体结构转化为一种冷静的“注视”，与楼内居民相互窥探的视线形成同构，使得城市空间与人性暗面产生了深层共振。
二
故事源头
来自作者对于孩子成长过程的焦虑
小说《海葵》带给读者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冬至美学”。贝客邦的文字里没有重庆的湿热喧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绵密、阴冷、微微清冷的体感。小说以“冬至”为时间背景，漫长的黑夜、日常生活的洪流，以及人物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焦虑，凝结成了一种独属于文字的压抑氛围。
《海葵》
贝客邦在一次访谈中坦言，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自己对于孩子成长过程的焦虑，“自己做了三十年的孩子，直到自己的孩子出生，长大，才开始明白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此在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郑恺饰演的父亲在重庆街头焦灼奔跑的视觉冲击；而在书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在封闭空间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而不断发酵的绝望。
作者将自己为人父后的真实恐惧融入了字里行间：孩子在视线盲区消失的那几分钟，父母脑海中闪过的无数种可怕的“胡思乱想”。这种心理层面的细腻描摹，是电影镜头很难完全复刻的。电影让你紧张得屏住呼吸，而小说则像一双冰冷的手，慢慢攥紧你的心脏。
三
叙事手法
冬至美学与三线叙事
小说《海葵》并非一部单纯追求感官刺激的犯罪实录，它更像是一把精准而冰冷的手术刀，在冬至清晨那层薄薄的雾气中，缓缓剖开了当代都市生活看似平静的表皮。
故事的引子极具生活质感：一个九岁的孩子杨莫，在父亲下楼热车的短短几分钟空档里，于熟悉的楼道中凭空消失。这个“密室”般的悬疑开局，迅速牵引出同一栋居民楼内另外两条看似毫无关联的暗线：身负巨债的赌徒袁午，在父亲猝死后为了冒领退休金，选择将尸体藏匿于家中；独居的年轻女房东林楚萍，在熟睡中遭遇不明身份者的侵犯，醒来后却只能在恐惧中独自寻找蛛丝马迹。
贝客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冬至美学”。不同于传统悬疑小说中刻意营造的暗黑与血腥，原著中的恐惧是从日常的烟火气里渗出来的。是南方冬日里湿冷的体感，是糯米饭与桂圆烧蛋的香气，是学区房压力下的焦虑，是中年失业后的无力，也是重组家庭里微妙的情感缺失。
这三条故事线在同一空间内平行流淌，最终却因为人性的幽暗与巧合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令人窒息的网。而这张网的核心，正是书名“海葵”所隐喻的终极真相——海葵，外表如静止无害的花朵，实则暗藏操控的触手与毒素。
四
社会回响
悬疑外壳下的现实痛点
抛开艺术形式的差异，《消失的人》之所以能成为档期最大赢家，根本原因在于它戳中了当代社会的痛点。
影片聚焦的“独居女性安全”“邻里信任崩塌”“原生家庭创伤”等议题，直接引爆了社交媒体的讨论。尤其是刘浩存角色反锁家门仍遭熟人侵害的情节，让#独居女性如何自保#的话题冲上热搜。许多观众表示，电影散场后走出影院，看着依旧璀璨的城市灯火，却忍不住回头望向身后那栋沉默的居民楼——那种“身边即地狱”的不安全感，比任何鬼怪都更让人脊背发凉。
《消失的人》用精彩的视听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场伦理拷问，它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都市生活光鲜表皮下的精神溃疡。而小说《海葵》则是一份详尽的病理报告，它不急着缝合伤口，而是让你直视那些脓疮与触手。消失的人，或许从未真正离开，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们视线的盲区里，活在我们不敢直视的内心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