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恒:关税战后,中美贸易有何变化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双方依赖度下降,但中国出口份额占全球比重持续上升。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关税战后,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维持高位,但双方依赖度显著下降。
一是中美双边贸易整体呈现“规模高位、占比下降”的特征。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国家贸易伙伴和最大单一出口市场,但在中国外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已明显下降。2025年,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约5597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8.8%,较上年回落2.4个百分点,较2001年中国加入WTO初期下降7个百分点。中美双边贸易额占美国外贸总额比重降至7.4%,创2002年以来新低。
二是从中美双方的进出口依赖度看,双方均明显下降。其一,2025年中国对美出口规模为4200亿美元,同比下降19.9%,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规模的比重下降为11.1%,较上年回落3.5个百分点,较最高点(1999年)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占比创本世纪以来新低。其二,2025年中国从美进口规模为1397亿美元,同比下降14.6%,中国自美进口占总进口规模的比重下降为5.4%,较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较最高点(1995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占比亦创本世纪以来新低。其三,美国自中国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下降为9%,较上年回落4.4个百分点,较最高点(2017年)下降12.5个百分点。其四,美国对中国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比重下降为4.9%,较上年回落2.1个百分点,较最高点(2017年)下降3.5个百分点。
三是从贸易差额看,美国仍是中国重要的顺差来源国之一,但依赖程度明显下降;美国对华逆差有所收窄,但整体逆差规模持续扩大。从中国视角看,美国曾在中国贸易顺差来源中占据极高集中度,2004年占比一度超过250%(大于100%是因为对其他经济体有逆差)。但在关税战持续冲击以及中国市场多元化布局推进的共同作用下,中国顺差来源过度集中的格局已明显缓解。2025年,中国整体贸易顺差增长19.4%至1.2万亿美元,而对美顺差同比下降22.3%至2804亿美元,占中国整体顺差规模的比重约23.7%,较上年大幅下降12.7个百分点。从美国视角看,2025年美国整体贸易逆差扩大至1.2万亿美元,但来自中国的逆差规模占比已缩窄至16.4%,较2015年49.3%的历史高点显著下降。美国通过对华加征高额关税,虽然对华逆差削减,但是其对全球的逆差并未实质性削减反而还在增加,部分逆差转向墨西哥、越南等经济体。这也证明比较优势的经济规律仍在发挥作用,美国的比较优势在服务业,在制造领域的比较优势相对不足,只能依赖从中国或者其他经济体进口满足庞大的商品消费需求。
虽然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下降,但是中国布局多元化市场、升级产品出口结构,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进一步上升至14.8%。从多元化市场布局看,2025年,中国对东盟、欧盟、非洲出口分别占中国整体出口比重的17.7%、14.9%和6%,分别较上年增长1.2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
目前,中美产业结构高度互补、各有优势,支撑双边贸易规模维持高位。
第一,中美产业结构高度互补。美国在农产品、能源、高端制造设备、核心技术研发等领域具有较强优势,中国则在产业配套能力、供应链完整性与成本控制方面具备显著优势,双方形成了较强的产业互补关系。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对美出口以家电、服装、跨境电商包裹等消费品为主,自美进口则以农产品、能源、化工品、半导体等中间品和资源品为主。2025年,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的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占比分别为33.6%、19.1%和47.3%,自美进口则分别占比67.3%、18.3%和14.4%,反映出中国更多承担终端制造与消费品供给功能,美国主要向中国提供上游资源、技术和关键中间投入。
第二,美国消费结构决定其仍高度依赖进口。美国长期维持“低储蓄、高消费”模式,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约68%。而制造业占GDP比重持续回落,2024年仅为10%。美国消费需求与本土制造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缺口,使其对外部制造供给依赖较深。尽管特朗普通过关税政策威胁并要求企业加大在美投资,但由于美国存在劳动力成本较高、配套产业不够完善等问题,制造业回流也未按预期顺利展开。在家具、玩具、小家电、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和耐用消费品领域,中国仍是美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国之一。
第三,中国制造业具备规模优势和供应链集聚优势,已深度嵌入全球工业体系,短期中美贸易难以全面脱钩。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28%。同时,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并在电子、电气设备、机械、化工材料等领域形成了“产业集群+供应链协同”的综合优势,能够显著降低全球采购成本与交付周期。即便受贸易摩擦与低端产业转移影响,部分产业环节向东盟、墨西哥等经济体转移,这些经济体仍需从中国进口关键零件、设备和原材料等中间品和资本品。因此,中美贸易关系并非直接竞争关系,而是深度嵌套的产业链分工关系。即便美国通过高关税抬升进口成本,短期内也难以完全替代中国制造体系、产业配套能力和中间品供给。
关税战对不同类型的商品贸易产生了明显分化影响:消费品贸易更容易受到关税冲击,而中间品和部分高端资本品贸易则体现出较强韧性。中间品是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半成品,资本品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工业设备,消费品则是直接面向终端市场的最终产品。
其一,消费品受关税战冲击较为显著,双边贸易降幅较大。2025年,中美消费品双边贸易均明显回落,中国对美出口和自美进口的消费品分别同比下降22.1%和42.9%,降幅显著高于双边贸易整体降幅。消费品由于替代性相对较强、直接面向终端市场、对价格变化更为敏感,在关税冲击下首当其冲,中美企业和消费者更容易通过压缩需求、转向第三国采购或库存调整来减少相关消费品进口。这一特征与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的调整路径基本一致,消费品对关税冲击的敏感性更高。
其二,中间品贸易降幅相对有限,反映出中美制造业供应链仍存在较强黏性,尤其在电子元器件、化工材料、机械零部件等领域。2025年,中国对美出口和自美进口的中间品分别同比下降11.9%和8.1%,降幅明显低于消费品。
其三,资本品贸易呈现明显不对称特征。中国对美出口资本品同比下降26.9%,降幅最大,中国自美进口资本品下降2.1%,降幅明显低于消费品和中间品。
综上,中美近年来在对方贸易体系中的依赖度下降,但是中国凭借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出口市场逐步多元化、出口产品结构持续升级,中国出口份额占全球的比重并未因为关税战而下降,反而持续上升。
(作者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