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以社会学为业已整整40年，但因为研究兴趣的缘故，我其实一直到父亲去世都没有真正接触过养老议题。我说过，无论你年纪多大，只要父母安在，你不仅不会考虑死亡的事，甚至对“老之将至”也不会特别敏感。但是，在父亲和母亲先后离世的八年内，我逐渐感受到了作者吴心越的博士论文《薄暮时分：一个中国养老院的民族志研究》（出版成书时改名为《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中所讨论的主题——老之将至所带来的新的困扰。这些困扰包括：如何在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的现代社会安然地度过漫漫余生，如何在薄暮之年留住人生最后的夕照？在一个日渐老龄化的社会，这恐怕绝非个人困扰，而已然成为不限于社会学家才会关注的公共议题。
在变化迅疾的世界，随着医疗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从退休到离世的间隔也越来越长。如何安度余生，便成了一个现实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在身心尚且健康的“第三龄”还不是难事，那么到了吴心越所说的衰弱、失能的“第四龄”或耄耋之年时，就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到晚年生活最残酷的真相。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尊老”和孝悌伦理，并将孝道视为日常生活中处理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虽然旧时也有过“弃老”的地方习俗，但主流叙事一直是孟子所云的事亲、尊亲和顺亲；一旦老人无力“土中刨食”,在物质生活贫乏的时期，强调“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又缺乏公共意识和相应的场域，养老采用的自然只能是家庭主义即子代看护亲代的照料模式。从这一模式转到作者所讨论的当今以养老院为代表的机构养老模式，不仅与工业化或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念的变迁、公共资源的丰富及民间资本的介入相关，更涉及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平均寿命的提高，尤其是深度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需求的高涨。
尽管在作者最终成书的民族志中，“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是副题，实际上却是这一研究的主题所在。作者的民族志研究先后花了两个暑假和2018年的半年时间(足够的时间乃至两次以上的田野调查是现代民族志的基本要求)，而且她的身份是“小阿姨”，“每周工作五到六天……（做）一些最简单、轻松的工作，比如扫地、擦桌子、打水、发放餐点、喂饭……旁听大家的聊天”。因为不是正式的护理员，她没有参与“洗澡、换尿布这些进行直接身体接触和需要一定技术的工作”，为此，严格的导师赵刚教授还认为“这可能是田野工作中一个不小的缺憾”。
不过，阅读这本书也能够感到正是因为始终处在叙事的客位，才保证了作者的整个民族志叙事从研究者的立场上来看，具有清晰的思路与完整的结构。她从“人生临暗”这一无人可躲的话题入手，谈及养老模式或照料方式的变迁，尤其是孝道的“外包”。走入养老院，观察年长者的“余生漫漫”——他们如何在丧失行动能力的同时连带丧失自我尊严；接着展开了养老院中集体与自我间的融合与张力，在讲述入住老人相互间的“轧（gá）道”（交往）甚至“黄昏恋”时，依旧没有忘记养老背后的城乡差异，让我们理解“特定背景下的制度和政策则仿佛是给一个人的命运所限定的框架或轨道，它是渺小的个体难以超越的大时代”。
文末，在“迈向照料的公共化”的议题下，作者将薄暮之年的脆弱性带入一个从社会结构到价值观念都在迅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予以讨论，并揭示出建设人类相互依存的“关怀伦理”的重要性。此时，有关人类脆弱性的讨论，将伦理学的考量与民族志的深描交织在一起：“把我们带回日常生活的粗粝质地，甚至回到饮食、排泄、穿衣、行走这些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触摸真实的身体和生命，并在这一过程中重返自身。”
最后，在感叹生命脆弱，自身亦一步步迈入薄暮之年的双重忧虑中，我也在想：在养老院中度过近一年的时间给作者本人带来了什么？一如其本人所言，“直面人的衰老、失能、死亡，并且去感受他人的孤独、局限和苦闷”，不免让她“把更多的关注放在日常伦理的困境”之中。不过，唯一让我感到宽慰的是，在我即将掩合这本书时，我们看似柔弱的作者最终以坚定的语气，借诗人威斯坦·休·奥登之口发愿：“但愿我，虽然跟他们一样/由爱若斯和尘土构成/被同样的消极和绝望围困/能呈上/一柱肯定的火焰。”
(作者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周晓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