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徐刘刘】编者的话：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过去了，东京审判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场至今仍在进行的记忆追问。文艺作品中，电影《东京审判》及相关纪录片以“一把椅子”“一盒胶卷”承载的历史记忆，守护住未被时光湮没的真相。它们共同构筑了一条回溯历史的小径。本报记者近日专访电影《东京审判》导演高群书、纪录片《东京审判》《正义的审判》导演陈亦楠，听他们讲述文艺工作者如何以敬畏之心守护民族记忆。
“如果我不能把战犯送上绞刑架，我宁可蹈海而死。”2006年，电影《东京审判》中梅汝璈法官的这句誓言，曾震撼无数观众。今年正值这部影片公映20周年，该片导演高群书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回顾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始末，并分享了它跨越20年的回响与意义。
所有法庭对白和事件必须有史料出处
在高群书导演位于北京东五环附近的工作室中，当《环球时报》记者谈及20年前那部《东京审判》时，高群书几乎不假思索地复述起片中那些铿锵的台词，对每个历史细节仍如数家珍。虽然20年过去了，但这段历史仿佛已融入他的血脉。
“接拍这部电影，最初是阴差阳错。”高群书回忆道。2004年左右，一个名为《远东国际大审判》的剧本找到他，但内容并非聚焦法庭，而是讲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的个人故事。“说实话，在那之前，我对梅汝璈这个人、对东京审判的具体过程了解并不多。”
出于新闻专业背景对真实的执着，高群书决定寻找历史原貌，却发现当时中文世界关于东京审判的资料极为匮乏，“网上只有非常简单的介绍”。
转机出现在南京——高群书的助理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批关键书籍，其中最重要的是《百名记者法庭实录》。这本书汇编了当年各国记者在两年多审判期间写下的法庭特写。“那些记者的文体非常生动，几乎像现成的剧本。我们影片中大约七成的法庭对话，都直接来自这本书的摘录和整理。”高群书强调，创作之初就定下铁律：所有法庭对白和事件必须有史料出处，必须符合国际法程序，不能虚构。
影响了几代人，“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正是这种对史实的敬畏，铸就了影片严肃的史诗气质。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座次之争”和最终的“11名法官以6∶5一票之差裁定战犯死刑”等戏剧性段落，均有扎实依据。电影开场，梅汝璈因中国法官座位被排在英国之后而愤然离席。史实中，庭长韦伯最初确将座次定为美、英、中，梅汝璈据理力争，提出应按日本投降书签字顺序（美、中、英）排列。他甚至在预演时脱下法袍，以辞职相胁，最终迫使法庭让步。在高群书看来，梅汝璈争的不仅是排序，更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法庭话语权。“这背后是一个战胜国应有的尊严，就是要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影片高潮部分，11名法官对战犯是否判处死刑进行投票，最终以6票赞成、5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这一情节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当时印度法官帕尔主张全员无罪，而美国、英国等国法官对死刑态度不一。梅汝璈在休庭期间进行了大量游说，最终以一票之差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高群书透露，梅汝璈当时告诉自己的助手：“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日本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影片于2006年上映，取得了当年国产电影票房第八名的成绩，并通过电影频道每年的重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这可能就是它最大的意义，”高群书感慨道，“20年过去了，如果你想通过一部影视作品了解东京审判，它似乎仍然是被广泛知晓的选择。正确性与严肃性，让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想拍更宏大视角的剧集
高群书认为这类关乎民族记忆的严肃叙事不可或缺。他甚至设想，如果有机会，希望能以更宏大的国际视角，拍一部关于东京审判的剧集。“后来我了解到，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着东京审判期间的全部庭审记录和影像资料。这个审判持续了两年，每天都有人在记录，但可惜我们拍摄的时候不知道。如果能有更充足的史料支撑，应该能呈现得更加真实和全面。”
从20年前推开这扇历史之门，到如今回望这部电影成为无数人了解那段历史的影像入口，高群书与《东京审判》的故事已超越了一部电影本身。它关乎如何用影像为民族记忆立传，也关乎一个创作者在时代洪流中，对真实与责任的坚持。20年过去了，电影中的法槌声依然清晰，它提醒我们，有些历史，必须被铭记，有些声音，必须被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