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邬杰】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一只被遗忘许久的胶卷盒经年锈蚀。2015年的某一天，它等来了中国导演陈亦楠。陈亦楠用圆珠笔轻轻撬开盒盖，取出胶卷，装进了放映机。当黑白影像在幕布上摇曳浮现时，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悄然开启。
这盒胶卷是陈亦楠十年间为制作《东京审判》《亚太战争审判》和《正义的审判》三部纪录片所搜集的海量资料之一。陈亦楠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东京审判对当代国际刑法的结构与框架，以及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制作纪录片是想从国际视角呈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并从法理角度出发，促进国际社会对抗日战争及其历史的正确认识。”
在执导、制作《东京审判》纪录片的过程中，陈亦楠和团队发掘出大量罕见的档案影像，记录了证人在法庭上作证的画面。其中就有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在法庭上用英语慷慨陈词、痛斥日本罪行的场景。
这些资料中还包括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拍摄的影像。马吉曾冒着生命危险，用一台16毫米摄影机记录下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后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这长达105分钟的画面是迄今为止记录该惨案的重要影像资料之一。
《东京审判》纪录片中的很大一部分聚焦于南京大屠杀。正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南京大屠杀的暴行首次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呈现在世人面前，揭露了日本侵略军所犯下的罪行。为了确保每一处史实都有据可查，陈亦楠和团队挖掘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庭审影像资料，总量相当于900部电影；查阅了2000万字庭审记录，辨认战犯、庭审人员和参与者的照片共约1.5万张；翻阅200多部不同语言的相关学术著作。
陈亦楠坦言，制作纪录片最大的挑战在于从海量零散的材料和散落的线索中，还原出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我们要确保每一帧画面、每一段叙述都有据可查。”陈亦楠说，“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观众的负责。”
除了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制作团队还发掘了一位中国企业证人的作证影像，揭示了日本经济犯罪的事实。当时，上海浦东电气公司副总经理童受民先后47次出庭作证，以大量数据、事实证明日军对于上海工商业的掠夺、摧残。陈亦楠说：“我们将影像资料带回上海，与童先生的儿子一同核实确认。这份证词当时最终被法庭采纳，彰显了东京审判对正义的坚守。”
2018年11月15日，纪录片《东京审判》在美国国家档案馆McGowan剧院展映，这是该馆首次放映中国主流媒体制作的纪录片。陈亦楠记得，那天的窗外飘着美国东部的第一场雪，现场却座无虚席。“当时我告诉观众，纪录片中有从这个档案馆采集到的资料，我们终于把这段历史重新还原给你们看了。”
二战期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无论对于军队还是民众而言，都是一场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重要角色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被严重低估。“随着近年来法庭研究领域不断有新的档案被发现，是时候让世界听到中国视角下的历史声音了。”陈亦楠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