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沈阳日报）
转自：沈阳日报
□叶 青
在1964年到1980年间，一场关乎国家安全和未来国运的工业大迁徙、建设大会战，在中国大地上发生。那就是三线建设，不仅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巩固了国家安全，更深刻影响到今日中国，为中西部地区开发和全国区域持续协调发展的一盘大棋奠定基础。
在这场贯穿了三个五年计划，时间跨度长达16年的国家行动中，整个东北地区将最先进的设备、最顶尖的技术、最优秀的人才、最紧要的资源，成建制、成体系地输送到三线。从白山黑水到戈壁荒滩，从东北平原到西南腹地，支援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广，搬迁设备、援建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各省份地区中均属罕见。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穿透历史，向深处探究，有个问题始终萦绕：是什么力量？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东北人，不计回报、不讲条件，把满腔热血装进行囊，奔赴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荒野戈壁，从此背井离乡，不问归期。
东北和东北人，为何能够将局部利益与国家利益如此深度相融，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如此同向同频？行进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或者就读懂了东北这片土地，读懂了这方水土上养出的东北人，读懂了他们同根同源的精神血脉与相近相亲的性情面相。
国家所需，东北所有
先来看一组数字。
在党中央作出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前，东三省在全国的经济排位。1960年公布的全国各省（区、市）地区生产总值和排名显示，辽宁158.10亿元，全国排名第2位；吉林41.80亿元，全国排名第16位；黑龙江80.50亿元，全国排名第4位。三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分别居全国第5位、第8位、第9位。
当时的东北三省，处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梯队。
再来看看彼时的东北有什么，便可知东北为三线付出了什么。
“一五”计划结束时（1957年），辽宁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27.5%，居全国第一位。全国17%的原煤、27%的发电、30%的金属切割机床、50%的烧碱、60%的钢材产自辽宁。黑龙江、吉林同样举足轻重：哈尔滨的“三大动力”——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撑起中国发电设备制造的半壁江山；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则是当时中国汽车工业独一无二的摇篮。
更为关键的是，东北工业不是几个粗重的“点”，而是一套完整的体系。
从采矿到冶炼，从机械加工到精密仪表，从军工到民用，从科研到教育——东北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相互配套的现代工业生态。这种成体系的工业能力，正是三线建设最需要的“母机”。所谓“母机”，不只是生产机器的机器，更是能够复制出一整套工业体系的“母体”。这就是东北实力、东北责任。
1964年，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决策。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线地区指沿海和边疆；三线地区指西南的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以及湘西、鄂西、豫西、晋西、粤北、桂北等，共涉及13个省区。中间地带为二线地区，一二线腹地为小三线。采取“停、缩、搬、分、帮”等措施，即停建新项目，压缩在建项目，将全部或部分企业搬迁到三线，从技术、设备上全力投入三线建设。
决策号令一出，目光必然投向东北。“共和国长子”的历史地位和使命担当，决定了其在三线建设中“输血者”的身份。据不完全统计，1964-1979年间，东北向三线地区迁移企事业单位200多个、援建项目300多个，输送技术人才超100万人。
长子情怀，长子担当
“共和国长子”这一称谓，最早由毛主席视察哈尔滨时提出。
哈尔滨是新中国第一座解放的大城市，为解放东北乃至全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共和国长子”，一是泛指为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最早解放的地区，东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力支援了国家建设事业。二是因工业地位而常冠于辽宁。作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新中国156个重大项目中24个落在辽宁，第一炉钢、第一架飞机、第一艘巨轮等1000多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第一”都诞生在辽宁。三是特指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大型或特大型国有企业，例如中国一汽、吉林石化等企业。，东北输三线 “长子西渐”16年）
而不管如何框定语义，它都高度概括着东北的地域特征、历史地位和精神图谱。从站起来的那天起，东北就始终与国家保持着最深厚的基因血脉，最一致的精神信仰。这份长子情怀、长子担当，直接体现和作用于后来的三线建设中。
它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东北为何有这种实力，在这场工业大迁移中，创造出无数人间奇迹，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也解释了东北人为何能够集体展示出“一声令下，火速响应”的绝对忠诚，“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坚韧意志。
先看黑龙江。
齐齐哈尔的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是共和国重型机械的“长子”。三线建设启动后，一重承担了援建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的重任。从设计图纸到工艺流程，从管理干部到技术骨干，一重几乎是把自己复制了一份送到四川。
有哈尔滨“三大动力”之称的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分别对口包建了德阳东方电机厂、东方锅炉厂和东方汽轮机厂，形成了“三大动力”联动援建的格局，为三线地区的电力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保障。这三家企业后来成为中国发电设备制造的重要力量。还有黑龙江庆华工具厂（代号626），作为中国最大的步枪生产基地，三线建设期间先后包建了河南、山西、安徽等多个三线兵工厂。哈尔滨建成机械厂的火工品技术，同样被完整地植入三线腹地。
再看吉林。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援建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是中国工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969年，二汽厂址最终选定在鄂西北的十堰——地处深山，交通闭塞，只有几千人口的山区小镇。一汽与二汽签下“包建”军令状，承诺建设二汽的11个分厂。从发动机到底盘，从车身到总装，一汽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整套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二汽，搭建起完整的汽车工厂组织架构。在一汽的援建下，二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生产的东风牌汽车，成为了三线建设的重要运输工具，也成为了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辽宁更是投身到各个领域，从银鹰巨舰凌云破浪，到大国重器装备四方，从乌油黑金提供动力，到电力装备贯通山河，“辽字头”无处不在。
以“工业粮食”钢铁产业为例。1963年，全国各省（区、市）及各大区钢产量中，东北三省占全国比重达52.56%。其中，辽宁占全国比重达49.57%，承担起支援三线钢铁建设的核心重任。鞍钢、本钢等骨干企业，以包建为主，倾其所有，从四川攀枝花到贵州水城再到甘肃酒泉，一座座现代化的钢铁基地在荒山野岭中拔地而起，奠定了国家战略后方的如磐根基，以钢铁脊梁熔铸三线。
在长长的辽宁援建三线项目名单上，目光被一次又一次留驻。
沈阳飞机制造厂援建成都飞机制造厂和西安飞机制造厂，将中国航空工业的生命线牢牢嵌入川陕山峦。沈阳黎明机械厂输送三千多名干部职工，包建了贵州黎阳机械厂，为航空发动机工业在西南落地奠定了基础。沈阳第一机床厂援建了天水星火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援建了天水风动工具厂，沈阳鼓风机厂包建了陕西鼓风机厂，沈阳变压器厂、高压开关厂在西北建立了新的电气设备生产基地。沈阳五三工厂因援建项目太多，几乎掏空了全部家底……
内蒙古东地区作为东北工业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在那场波澜壮阔的工业大转移中，扮演的是能源原材料支撑的重要角色。内蒙古东部的煤炭基地，在建设高峰期源源不断地向铁路沿线的三线企业输送着燃料和动力。这里的有色金属和矿产资源，也为西南、西北的冶金工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料保障。
胸怀“国之大者”，服务国之所需。三省一区工业齿轮紧密咬合，协同输出，在三线建设历史上铸丹青、镌勋章。
一生三线，一心家国
“这里除了苦，啥都没有，而我们除了一双手，啥也没有。”一位从辽宁奔赴三线的早期建设者，曾这样描述那段岁月。
辽阔旷远的平原，生不出狭隘的心胸；广袤肥沃的黑土地，宜养育丰沛的灵魂。不论身为家里扛事儿的长子，还是在外闯荡四方的男儿，东北人都自带一股子越是艰苦越向前的闯劲和狠劲，更有苦中作乐、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三线建设的大军中，他们留下了无比鲜活、耀眼的群像。
三线建设的选址，多为深山戈壁。鞍钢援建的水城钢铁厂，就建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乌蒙山脉深处。那里春秋也要穿棉袄，腊月大雪凝冻时，脚上得绑防滑铁齿才能行走。酒泉钢铁基地位于河西走廊戈壁，风沙肆虐，冬季极寒，年均降水量仅85毫米，饮水需到50公里外运输。建设者们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草棚子、“干打垒”等简易设施中，六枝煤矿的建设者甚至曾在深山溶洞里过夜。这类住所阴暗潮湿、通风极差，夏热冬冷，还常受毒虫侵扰。物资供应极度紧张，日用品、药品大多依赖外界长途运输，根本供不应求。基础医疗设施匮乏，小病靠硬扛，大病难救治。
仅凭想象，很难理解需要怎样的钢铁意志和劳动强度，才能支撑建设者们在无水无电的条件下，全靠人拉肩扛，建成一座座现代化的大型工厂和生产基地。
沈阳到甘肃天水，2000多公里。即使在铁路、公路发达的今天，这也并非一段轻松的旅途。几经中转，颠簸两天一夜，再步行数公里泥泞山路，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援建者们方才抵达他们要包建的“厂址”——一处荒山野岭。“有山不长草，有河没有鱼”——夹在两山之间的天水，海拔千米以上。尽管早已知道援建“三线”都在偏远山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真实的困难远非想象所能及。吃的就是馒头、土豆，没有带叶蔬菜。因为海拔高，水的沸点低，馒头永远蒸不熟，吃到嘴里黏黏糊糊，形容不出是个什么滋味。住的是土坯房，当地人叫“干打垒”——两块木板中间夹点黏土，冬冷夏热。
不管原来是干技术还是做管理的，到了三线，都要从搬砖运土、人背肩扛、出苦力开始。被工友称为“大工匠”“技术全才”的邵立权，到天水的第一项工作不是建厂，而是修坝。“能怎么办？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加渲染的艰苦，更显豪迈之情。
建设者们从零开始，完成了工厂的水、电、路“三通”，盖起了厂房、车间、宿舍，并迅速投入生产。仅一年多时间，甘肃天水星火机床厂就“复制”生产出了第一台CW1100型机床，随后产量递增。而此前，这个型号的机床全国只有沈阳第一机床厂能够生产。
壮伟的事业，也有牺牲的悲壮。
水城钢铁厂首任厂长陶惕成，1948年进入鞍钢工作，1966年2月接到援建三线的任命，牵头负责筹建工作。此时的陶惕成因积劳成疾正在休养，他的妻子准备向组织反映其身体状况，陶惕成却说：“艰苦的地方，应该去。要是派我去好的地方，我倒是可以请求不去。”他以病痛之身毅然转战水钢，出发前写下“才微无低调，奋达恨病身。明朝振霜羽，挥戈战水钢”的豪情诗篇。到达水城后，因原定厂址地质条件不适宜建厂，他每天与技术人员翻山越岭另寻新址，在带队实地勘察30余次后，终于找到合适地点。他主持制定水钢建设规划，组织近2万人施工会战。到当年年底，开工的78项工程已有63项竣工。1967年2月24日23时，陶惕成因突发急性胰腺炎导致出血，倒在了工地的帐篷里，生命永远定格在47岁。像陶惕成这样将生命留在三线的人们，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他们的故事，从未被忘记。
出于战备需要，部分三线建设项目具有高度保密性。
参与其中的建设者远离家乡时，“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须“深藏身与名”，家人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具体去向和工作内容。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就此在他乡生根，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今日的三线，早已山河巨变。三线建设不仅重塑了国家工业版图、壮大了国防实力，更引领三线地区的经济形态、社会环境、人口结构、发展机理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三线建设者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名字，却早已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誓言刻进山河。他们像一粒粒种子，撒到哪里就在哪里茁壮成长；像一团团火苗，哪里需要就在哪里点燃奋斗激情。也正是他们，淬炼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铸成了共和国工业体系的坚实脊梁，更成为新时代奋进征程中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
今日的东北，更是将三线建设熔铸的信仰之力、团结之力、奋进之力，深深融入血脉，转化为推动老工业基地涅槃重生、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