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地处上海浙江中路的浙江电影院迎来它少见的热闹时刻。这座1930年开业，由邬达克设计的古早风格影院，是上海现存唯一的单厅影院，它老旧得已经不太容易让行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5月10日《行走的夜》首映礼现场
上海导演舒浩仑相中了这里，决定把自己的新片《行走的夜》“交”给这座电影院。10日的首映礼后，整整一个月《行走的夜》将每晚在这里进行一场放映。这也是这部拿到龙标的沪语文艺片，全国唯一的上映地点。
银幕上，是失意的中年诗人与带着心事的少女，从杨浦荒僻的拆迁区出发，用一整夜的时间穿越上海的夜色，从城市边缘走向市中心；银幕外，是一位深耕上海城市叙事24年的作者导演，从自己的“根本电影”理念出发，完成了一场从创作到发行的彻底突围——他放弃了传统院线发行，跳过了发行商的层层环节，没有选择流媒体平台，把一部电影的全部生命力，完完整整锚定在一座老影院里。
《行走的夜》海报
只有夜色里，才会发生的上海奇遇
《行走的夜》的故事，始于一场杨浦的同学聚会。喝醉的诗人爷叔在深夜的街头，偶遇了独自夜行拍照的失眠少女，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陌生人，开启了一场在上海街头的彻夜漫游。他们路过空无一人的拆迁街道、深夜营业的烧饼摊、苏州河的堤岸，在对话里袒露各自的心事、过往与无法面对的创伤，直到天亮时分，这场像梦一样的相遇，随着太阳升起悄然落幕。
“这个故事，只可能发生在夜晚。”舒浩仑在采访里说得笃定。在他的镜头里，白天的上海是被规则、秩序与世俗眼光填满的，只有夜色能给城市蒙上一层超现实的滤镜，让那些超出常理的相遇、毫无保留的倾诉成为可能。“我们经常在夜晚、午夜的时候，会发现所谓的社会边缘的、非主流的人在街上游荡。我好像对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夜色就是他们的舞台，所以我要把它拍下来。”
电影里，中年诗人和年轻女孩絮絮叨叨，漫无边际地聊天，却能从其中看到人物具体的生活和成长轨迹。一些奇怪的选择都导向某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可能性”，高密度对话融合剧情、纪实与诗歌元素。首映礼上，上海评论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刘海波作为主持人开场便直言：“这部电影挑战了我对于电影的很多定义和概念，它无法被简单归类。”
《行走的夜》剧照
事实上，片中的诗人爷叔，几乎是照着上海诗人周海明的真实状态写就的，舒浩仑透露，其中不少细节都来自他真实生活中的样子，包括喝完酒就地躺倒的随性。而这场看似随性的漫游，背后却是极度严谨的创作：全片90%的台词都是提前写定的，这给非职业演员出身的周海明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舒浩仑说，这几乎堪称一场“天人交战”的过程。
“他和普通素人不一样，素人知道自己不会演戏，会用功背台词，但他总觉得自己有一套方法，一开始特别排斥背台词，我们要不停跟他‘斗争’。”舒浩仑笑着回忆，直到拍摄后半程，周海明才慢慢明白，台词只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他依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感性与诗人本色，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演节奏。
舒浩仑和本片主演孙佳遥、周海明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高度肯定了影片的本土表达价值：“上海需要被表述，但不能只有一种表述。舒浩仑拍出了这座城市沉默、幽暗，又极具隐秘的切面，证明上海有属于自己的本土艺术家，能拍出真正扎根于这片土地的作品。”他特别提到，影片中那些充满哲思与生活质感的台词，“需要年龄的阅历，更需要知识分子与诗人结合的艺术修养才能写就”。
《行走的夜》电影剧照
舒浩仑给这场漫游设定了精准的空间逻辑：两个主角从远离市中心、荒僻得“不像上海”的复兴岛出发，沿着街道往市中心走，随着空间上的不断靠近，两个人的对话密度越来越高，心理距离也越来越近。城市变化日新月异，仅仅拍摄完成几个月后，复兴岛就改头换面成了另一番全新模样。
《行走的夜》剧照
这场“一夜的故事”，最终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顺拍完成，全程都是夜间拍摄，剧组每天傍晚六点开工，拍到凌晨三四点收工，能用来拍摄的有效夜色，其实远比想象中短暂。
最让舒浩仑难忘的，是凌晨两三点的拍摄现场：困意褪去之后，整个剧组的状态反而达到了顶峰，整条空无一人的街道仿佛都属于他们，周围安静得能听到风的声音，只有摄影机的运转声，和演员的对话声。“甚至有外卖小哥深夜送餐过来，看到我们在拍戏，就安安静静等在旁边，等一个镜头拍完才把外卖递过来，那种感觉很奇妙，整个城市都在配合我们完成这场梦。”
回归“根本电影”，找回做导演的本质
这些年，舒浩仑的主业是在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电影。《行走的夜》的拍摄，缘起于他向学生提出的“根本电影”理念。
舒浩仑说，这些年，随着技术的发展，他眼看着太多学生，拍作业的花费越来越高，有人毕业作业，费尽心思借来昂贵的阿莱摄影机，组起庞大的灯光、摄影团队，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成本，“最后拍出来的东西，还不如当初用微单预拍的素材动人。”
“他们的精力，全部放在了设备、灯光、大阵仗上面，反而忘了电影最核心的东西——你要讲什么故事，你要传递什么情感，你有没有拍出真实的、能打动人的表演。”舒浩仑说，他提出“根本电影”，就是要帮学生做第一道减法，先把那些花里胡哨的形式剥离掉，让他们聚焦到创作的本质上。“设备永远是为创作服务的，不是反过来，让创作者为设备服务。”
于是，舒浩仑在课上发起了“根本电影工作坊”，提出了自己的“根本电影”宣言： 拍摄简单的故事，必须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用极简主义的制作方式，在真实场景中进行，摄影仅使用现场光；录音只需人声录音清晰；制作团队是一个纪录片的小团队规模。
《行走的夜》剧照
“我希望学生们挣脱所谓工业化、技术化的枷锁，回归电影创作本身，聚焦内容表达与人文价值，找回电影最本真的模样。”
好友谢旺听闻他的这个教学实践，建议他身为老师要以身作则，不能“光说不练”。舒浩仑也觉得，亲身实践一次这条道路，也算为学生们“打个样”，于是一场根本电影创作之旅就此开启。
舒浩仑回顾此次拍摄历程，整个剧组，满打满算只有十个人，两辆轿车就装下了全部的人和设备，摄影师小满拍片时还不满18岁。一个人、一台摄影机，自己跟焦、自己运镜，肩扛手持，捕捉人物的举动呼吸。
舒浩仑谈到自己这次的体验，不同于之前“大团队拍摄时，导演根本挤不进摄影机旁边，只能在监视器后面当一个‘验收员’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奇怪，我像一个观众，而不是创作者，我和演员之间隔着一层屏幕，没法真正和他们在一起。”
舒浩仑工作照
而这次的极简拍摄，让他终于能站在摄影机旁边，直接看着取景器，和演员站在同一个空间里，感受现场的每一个情绪变化。“这不是玄学，你站在摄影机旁边，会觉得这才是真正参与创作的导演，而不是一个事后评判的裁判。”
最近，舒浩仑又给自己的“根本电影”理念提出了一条新的规则，“纯真人无AI。”在舒浩仑看来，电影最核心、永远无法被AI替代的，是“真人出演”里藏着的生命温度与真实情感。“电影是人与人之间，透过影像完成的一场情感对话，AI能生成再逼真的影像，也只是镀金的仿制品，它没有真人的生命体验，没有真实的情感波动，观众永远能感受到那份真假的区别。”
现场工作照
舒浩仑是上海最早赴美学习电影的那批电影人。1994年从华东工业大学工学院毕业后，他远赴美国南伊利诺斯州大学电影系攻读导演MFA，2002年带着首部纪录片《挣扎》回国，一举拿下瑞士弗里堡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06年，他用镜头记录下上海静安区大中里石库门的拆迁历程，拍出了纪录片代表作《乡愁》，拿下中国纪录片双年展最佳纪录片。
从纪录片到剧情片，从《少年血》到《黑白照片》，他的创作始终在纪实与虚构的边界游走，用克制的长镜头、低干预的调度、充满烟火气的沪语对白，把私人记忆与上海的城市变迁、公共历史缝合在一起。
舒浩仑现场交流
之后，随着中国电影商业化的浪潮，他逐渐感觉许多创作变得“别扭”。他也有过靠近主流电影工业的尝试，但越是工业化的制作，牵制的方面越多，也就有方方面面的限制和不自由，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导演准备再多，资金、演员不到位，满腔的表达欲也无从下手。“但我觉得创作不该是这样的，有些东西对资方重要，对导演其实没那么重要，难道我们就要一直这么等下去吗？”舒浩仑说，这次的“根本电影”实践，也让自己重拾对创作的信心和主动权，自己走过这么一遭，发现其实原来路还是能让人走出来的。
《行走的夜》剧照
一场作者电影的发行突围，一次与消逝的对抗
选择浙江电影院做《行走的夜》的独家放映，是一个有点酷也有点残酷的决定。
在拍摄进入尾声时，舒浩仑就开始思考这部片子的放映问题。他过往的作品，大多先走国际电影节的路径，《黑白照片》拿下鹿特丹电影节休·伯特剧本奖、华沙电影节NETPAC奖，《少年血》拿下迪拜电影节最佳短片，在海外收获了认可，但国内的普通观众，却很难有机会在大银幕上看到他的作品。
而当下的环境里，艺术电影的放映空间正在不断收缩。“以前美术馆、艺术空间还能做独立放映，现在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除了学校里相对自由，外面几乎找不到合适的放映空间。”舒浩仑坦言。一次朋友的无意提议，给他带来新的灵感：为什么不找一家市中心的电影院，专门做这部片子的放映？
浙江电影院，大隐隐于市。
郊区的影院被直接排除，市中心的商业影城也不现实，最终，他想到了浙江电影院。这座始建于1930年、由邬达克操刀设计的老影院，原名浙江大戏院，是上海现存极少数仍在运营的邬达克建筑影院，也是沪上仅存的纯正单厅老影院。自诞生之初，它便自带与众不同的文艺底色：民国时期专映好莱坞首轮影片，是老上海时髦的观影地标；公私合营后，它长期深耕译制片放映，常年排映上译厂经典配音影片，《佐罗》《追捕》《简·爱》等译制佳作在此反复上映，是几代上海观众心中无可替代的译制片记忆殿堂。哪怕时至今日，全城商业影院清一色排映外语原版片，它依旧坚守国语译制版排片，保留老上海独有的观影温情。
“我之前和这家影院完全不认识，就直接打电话找了经理，没想到他听完我们的想法，特别认同。”舒浩仑回忆。整个合作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影院给了这部片子整整一个月的黄金场排期，不是常见的那种“包场”买断，提前让影院锁定收益，就是走标准的院线分账合同，能卖多少票全看观众选择，双方风险共担。为了配合影片的画幅，舒浩仑带着团队多次到影院，专门为这块老银幕调整了字幕位置。影院也在有限的空间里，铺满了电影质朴的海报物料作装饰。
浙江电影院最初的样子
放弃“全国铺开、求排片、求票房”的传统逻辑，转而选择“单点聚焦、聚拢观众、深度对话”的新路径，舒浩仑希望，把所有的观众都聚拢到浙江电影院这一个空间里，让一部电影的生命周期，从院线里的一两周，拉长到整整一个月，甚至更久。
作为一部沪语电影，《行走的夜》在这里首映，既是对上海影史传统的致敬，也与影片内敛、真实的气质完美契合。知名上海电影博主妖灵妖推荐这部电影时，给出的打开方式是建议“看一场《行走的夜》，来二两大壶春生煎或一碗老半斋雪菜肴肉面，也是一种有趣的观影联动”。而且，因为创作者都在上海，放映期间，说不定哪天，你就能在放映前后的小马路上，遇见银幕上的诗人，和你来一场现实中的对话。
如今走进浙江电影院，大概会觉得它老旧得“不像在上海”，由于从十多年前起就被列入拆迁地块的规划，影院一直不敢贸然翻新。在影院商业化狂飙的浪潮之下，单厅结构成为它的桎梏，没有多厅分流排片、没有沉浸式影音升级、没有商业配套加持，在连锁院线的挤压下逐渐丧失市场竞争优势。而影院所处的黄浦老城厢近些年持续拆迁改造，周边原生居民不断外迁，陪伴影院成长的中老年核心客群逐步流失进一步加剧影院的艰难。
影院周边满满的市井气息
而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内容同质化严重，观影方式趋同，小众老影院夹缝求生，似乎和舒浩仑镜头里消逝的上海形成了某种命运般的互文。它保留了几代人记忆中老影院原汁原味的模样，但也难免成为被时代遗忘的、上海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古早的装修像不像记忆中的样子
首映礼当天，浙江电影院里3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其中绝大部分的票都由观众自发购买，甚至放映当天，还有不少老年观众现场询问如何购票的事宜。“影院不是一个无情的自动贩售机，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放映终端”，舒浩仑很感谢浙江电影院选择这样的方式合作，“也让我们看到电影院其实在这个时代，也可以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对这次发行尝试做出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次上海的文化事件，他们开创了一种新的自主发行模式，未来很多新的可供探索的可能性，从今天开始发生。”
首映礼现场都是自发购票而来的观众
在国际上，有不少独具特色的单厅影院，会专门放映某些导演或者主题的电影，往长远了看，舒浩仑导演心里有更多的期待：“比如有没有可能，把这里变成一个‘导演之家’，可以不定期来放上海本土作者导演的作品，让这座上海的老影院，真正成为上海作者电影的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