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巳生
陈巳生先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民进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他出身于浙江海宁的书香门弟，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后成为上海工商界赫赫有名的实业家。
他曾是虔诚的基督徒，长期从事慈善救济事业。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孤岛”上海开展斗争。他一生以“益”为舟、以“公”为楫，从实业救国到抗日救亡、从民主建国到抗美援朝，他的人生轨迹，映照出那个时代爱国实业家和民主人士的共同抉择与高尚风骨。
——编者
家学渊源与商界起步
1893年，陈巳生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十庙前村的一个书香门第。海宁陈家，是当地有名的望族，历来重孝道、懂礼数，人才辈出。陈巳生的父亲叫陈汝康，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成员，曾参与“公车上书”和“强学会”。“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汝康被迫回乡避难，不久便因病去世，当时陈巳生年仅6岁。父亲虽英年早逝，但其维新图强的思想在年幼的陈巳生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陈巳生幼年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接受启蒙教育。在王国维的督导下，陈巳生读诸史、通子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熏陶。1902年，盐官城内办起了第一家现代学校——达材小学堂，陈巳生即入学，接受新思想，探索新知识。后因家境清寒，他小学没有毕业，被迫弃学。
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母亲张氏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抚养儿女，心力交瘁。随着年岁增长，陈巳生弟兄为母分忧的愿望日益强烈。
1908年，年仅16岁的陈巳生和二哥陈淼生一同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谋生。初到上海，陈巳生进入同兴洋货行当学徒，学做棉布生意。他白天在店里辛苦劳作，夜晚则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学习英文。
学习英文最初是为了职业上的需要，但随着见识的增长，他逐渐认识到一个深刻的道理：“洋货行业不过是贩卖洋货，替外国人发财。”这种朴素的民族意识，使他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已经满师的陈巳生，没有接受高薪待遇而继续从事洋货行业，而是经著名出版家张元济的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印刷工厂当学徒，学习铜版印铸。
在工厂的两年中，陈巳生不仅学到了技术，更开始组织和参与各种工人业余活动。与此同时，因在青年会夜校的学习和活动，他受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受洗成为基督徒。1913年3月4日，年仅20岁的陈巳生联合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创立了早期工人组织“工界青年励志会”，并担任励志会总干事。
1914年，陈巳生离开商务印书馆，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专事宗教工作。1920年，他还接受基督教全国协会的委派，到河南郑州创办青年会并担任总干事。1928年，经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兼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余日章推荐，陈巳生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到欧美各国游历和留学3年。
这三年的欧美之行，对陈巳生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目睹了西方的工业文明，也接触到了各种社会思潮。这段经历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
实业救国与抗日救亡
1930年，陈巳生学成归国，出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助理总干事。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和丰富社会经验的知识分子。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侵犯上海，陈巳生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
这一时期，陈巳生开始改变宗教救国的思想，他从以宗教为主的社会活动领域，转向了工商实业界，决心走“实业救国”的新道路。1932年，陈巳生进入上海平安轮船公司担任协理，后又被聘任为副总经理，开始真正进入工商界。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淞沪会战中，日军疯狂进攻上海，大批难民流离失所，纷纷涌入上海租界。面对同胞的苦难，他与挚友赵朴初等人挺身而出，组织救护和安顿难民，主持难民收容所工作。
陈巳生与赵朴初的友谊，始于此时，终于一生。两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陈巳生是基督徒，赵朴初是佛教徒，但共同的爱国情怀和救世精神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与胡愈之、许广平、雷洁琼等一起创立了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开办面向店员、学徒、工人的益友业余实习学校。直至上海解放，这所学校共举办了23届，学员达7332人次，持续开展“节约救难运动”“征书运动”等。
在难民救助工作中，陈巳生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他主持设立了10所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4000余人。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日一角”的建议，即每日捐洋一角，用于帮助难民。这一建议被慈联会、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等团体所采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陈巳生不仅自己冲锋在前，还动员全家上阵。他劝说妻子徐剑英到红十字会为难民服务，把家里的旧棉被、旧棉衣等物送到难民收容所。他还推荐胞妹陈祖芬到净业教养院工作，服务难童和流浪儿。1940年5月，陈巳生与赵朴初、二哥陈淼生等人开始筹备建立上海佛教净业孤儿教养院，至1949年末，先后收容、教育了3000多名难童、流浪儿。1942年春，陈巳生又参与上海福幼院的创立，成为该院董事会成员和院务组主任，开办当年就收养了400名孤儿和流浪儿童。
上海沦陷后，日本宪兵队因为陈巳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将他传去审问。所幸陈巳生在上海宗教界和工商界颇具声望，加之他应对得当，方得免于难。
1938年底，上海地下党组织以“上海各界民众慰劳抗日将士”的形式，组织慰问团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进行慰问。陈巳生作为慰问团的领导者之一，带去了大量布匹、胶鞋等慰问品。在皖南，他亲眼看到了新四军将士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情景，深受感动。回沪后，他以各种形式向广大群众介绍新四军，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各界捐钱捐物、参加新四军等活动。
这次皖南之行，是陈巳生与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的重要开端，对他思想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秘密入党与为党投资
1940年，经好友胡咏骐介绍，陈巳生进入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任副总经理。胡咏骐是青年会董事、宁绍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一名地下党员。陈巳生逐渐发现，公司的另外两名副总经理谢寿天、郭雨东也都是地下党员。而公司的经理，实际上就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刘镜清）。
在党组织和这些进步同仁的深刻影响下，陈巳生开始向党组织靠拢。他经常与郑振铎、许广平、王任叔、雷洁琼、赵朴初等进步爱国人士联络聚餐，还参加了工商界人士盛丕华、胡厥文等人组织的“星五聚餐会”，以聚餐为掩护，谈论国事、讨论时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彻底沦陷。日军占领租界后，对抗日力量的镇压更加残酷。在这最危险、最黑暗的时刻，陈巳生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正式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由于地下党组织此前已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考察，中共江苏省委很快批准了他的申请。他从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工商界上层人士，转变为一名爱国的民主革命战士、中共地下党员。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陈巳生的斗争更加巧妙而卓有成效。他以工商界人士的身份为掩护，在“孤岛”上海开展地下工作，为党筹集经费、掩护同志、传递情报。
1944年底，关勒铭金笔厂面临经营困难。该厂经理关勒铭病逝，加之通货膨胀、原料短缺，工厂濒临停工。经关勒铭的侄子关可贵介绍，关家请陈巳生投资接管关勒铭金笔厂。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扩大社会活动范围、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好机会。党组织决定以大安保险公司（陈巳生任常务理事）的名义参股投资关勒铭金笔厂，并派陈巳生出任总经理。
到任后，陈巳生为了盘活资产，重新招股，充实资金。他不仅公开向社会募股，还动员亲朋好友投资金笔厂，他的哥哥陈淼生也因投资参股，成为金笔厂的一名董事。经过陈巳生的精心管理，关勒铭金笔厂打开了销路，扩大了生产，重新焕发了生机。
更重要的秘密工作，在公开的经营背后展开。陈巳生不仅将自己和党组织的股份红利所得全部充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更以巧妙的方式为地下党领导人提供社会职业掩护——他推荐刘晓到厂里任常务董事，安排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尧山任该厂董事。关勒铭金笔厂从此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一个极其重要的活动经费来源和联络据点。
抗战胜利后，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费筹措渠道，并配合地下党的物资运输工作，陈巳生于1945年发起创办了“安通运输公司”。同时，赵朴初也组建了另一家运输企业，名为“华通运输公司”，赵朴初任总经理，陈巳生任常务董事。这些公司的建立，一方面为上海地下党的活动提供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当时宋庆龄在上海主持的中国福利会捐募的大批衣物、药品等送往解放区的物资，也需要运输业的配合。是年，陈巳生还担任了大安木材公司董事长，进一步拓展了党在经济领域的活动阵地。
交叉党员与父子传奇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签到的有26人，陈巳生不仅是26位发起人之一，更被委以重任——在理事会未选举产生前，他与王绍鏊、严景耀协助马叙伦负责会务。
1946年1月2日，民进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到会者33人，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1人：马叙伦、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少山、柯灵；候补理事3人：傅雷、张凤举、许广平。大会还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政治主张。
1月4日，民进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
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分散的民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斗争，民进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早在民进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马叙伦便提出同民盟、民建的在沪组织及上海的其他党派团体加强联系，共同行动。同年初，在王绍鏊、杨卫玉的介绍下，陈巳生加入了民建，并被增补为民建总会常务监事。1946年1月10日，民建总会函请在沪理、监事推动上海会务工作。27日，在沪会员举行首次大会，盛丕华、王却尘（即王绍鏊）、陈巳生、胡西园、杨卫玉等21人为上海分会筹备委员。从此，陈巳生又与民建结缘，成为民建上海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民主党派成员的交叉，为联合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5月5日，上海各界52个团体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这是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由民进发起，联合民盟、民建以及上海各界各业团体，共同成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马叙伦、陈巳生、林汉达、沙千里、罗叔章等人组成的主席团，并选举产生29位理事。马叙伦、陈巳生、林汉达、许广平当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
1946年6月，民进、民建及人团联一致决定，以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的名义，正式推派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赴京大会在北火车站举行。请愿团由11人组成，除马叙伦、雷洁琼等9名正式代表外，还有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推派的两位学生代表陈立复和陈震中。
陈巳生为这次大会做了大量幕后工作：他印制了游行中散发的传单，安排了自己公司的卡车作为大会主席台，还为反内战大游行开道。
这场和平请愿最终演变成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位代表受伤。在事件中，请愿团最年轻的代表、21岁的学生领袖陈震中被国民党特务打成重伤。
△一九四九年，陈巳生父子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前坐者陈巳生，后排中立者陈震中）。
陈震中，正是陈巳生的次子，同时也是一名秘密共产党员。但由于党的保密纪律，父子二人当时互不知晓对方的党员身份。在请愿队伍中，父亲是幕后的组织者之一，儿子是冲锋在前的代表。
陈震中受伤后，在党的安排下赴香港继续从事反蒋爱国活动。而陈巳生则继续在上海坚持斗争。1947年2月9日，民进第五次会员大会召开，陈巳生任大会主席，被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此时，上海的白色恐怖已极为严重，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等在党的帮助下秘密离沪抵港，陈巳生等则领导民进会员在沪坚持斗争，于最后的黑暗中迎接黎明的到来。
父子代表与发动捐献
1949年，陈巳生作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与儿子陈震中一同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父子二人同时成为新政协的代表，这在与会代表中并不多见。
同年10月1日，陈巳生与陈震中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1951年，党中央决定组织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陈巳生以第三分团团长及华东抗美援朝分会第二副主席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赴朝慰问活动。
△陈巳生（走在队伍前面者）在朝鲜前线。
4月5日，慰问团到达安东（今丹东）；4月9日，进入朝鲜境内。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陈巳生以实业家特有的敏锐眼光，仔细观察战争情况。他发现虽然志愿军将士英勇善战，但缺乏的是重型武器装备。24天里，他带领慰问团向志愿军18个作战与后勤单位、9处前沿阵地的战士进行了慰问。
在一次慰问大会上，陈巳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动情地做出了一个郑重的承诺，“我以上海工商界代表的资格向你们保证：我这次回国以后，一定要向上海和全国工商界及各界人士号召发起捐献飞机和汽车运动，来支援你们，誓为你们的后盾。”
陈巳生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最终成为抗美援朝总会“六一口号”的重要内容。
回国后，陈巳生立即投入了宣传发动工作。1951年6月15日，欢迎赴朝慰问团回沪大会在上海火车站广场举行，陈巳生发表了赴朝慰问演讲。第二天，《大公报》全文刊登了《陈巳生分团长的演讲词》，其中提出的三大号召深入人心：一、认真深入普遍开展爱国公约的签订；二、大量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三、做好优抚的工作。
一场轰轰烈烈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就此席卷全国。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各界人民共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旧币），折合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这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奇迹。
长期的奔波劳碌和地下斗争，严重损害了陈巳生的健康。1953年8月3日，陈巳生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逝，享年60岁。
他病逝后，其家乡海宁盐官建起了总建筑面积665平方米的“陈巳生历史资料陈列馆”，旨在弘扬纪念他的高尚风骨和卓越功绩。他和他的儿子陈震中，也作为一对传奇的“父子兵”，永远载入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光辉史册。
（作者系民进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四级调研员）
作者：刘晓斯
文字编辑：李冰洁
新媒体编辑：臧文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