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粤东会馆老院 肖复兴
2006年写完《蓝调城南》，我就想写写老街。
2016年写完《我们的老院》，写写老街的想法，再度涌出。
虽然我的幼年、童年、少年和青春时代都在西打磨厂街度过，恨不得每天走八遍，直至二十八岁与它告别，待真准备动笔，认真梳理自以为熟悉的老街时，才发觉对它所知甚少，净是些朦胧的、感性的印象。可写老街的念头，经常翻腾，像一根刺扎在心头——不拔出来，难受。
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作为写作者，故乡在情感的记忆里酿造、孵化，进而通过文字呈现，这个过程便是写作者的“还乡”。还乡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之一，雨果的巴黎、乔伊斯的都柏林、德莱塞和索尔·贝娄的芝加哥、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老舍的北京……没有还乡，便没有那些名垂青史的佳作。
但对写作者来说，故乡不必也不能如水般漫延，过于庞大。我更欣赏的故乡，是福克纳所言“一枚邮票大小的地方”，如奥兹的特里宜兰、陈忠实的白鹿原、师陀《果园城记》里的小城，甚至小到一条街巷，如奈保尔的米格尔街、斯坦贝克的罐头厂街、林海音的南柳巷。
这个写作的定位，在我一次次重返老街的过程中，逐步成形。我担心盛衰兴废之际和拆迁改造之后的变身易容，会让前人不识故地，让后人误入歧途，恰似吴梅村诗中所叹：“放衙非复通侯第，废圃谁知博士斋。”
想到这儿，不禁慨叹：幸亏老街还在、老街坊还在，如果再晚一步，什么都看不见了，届时，还有多少人知道它呢？
就像路德维希作《尼罗河传》，我也想为老街作传。
二
我一次次重返老街，寻找、探询、追忆、钩沉……尽管在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过程中，老街变化很大，西半部已完成整修改造，老院落、老街坊所剩无几，但东半部仍维持老样子，一些老街坊和他们的后代还在。每次走到这儿，我就会重返年少时光。老院翻盖后，大门紧闭，老街坊让我从侧门进到东跨院，踩在她家的床上，从后窗翻进，又从后窗翻回；她不让我擦踩脏的褥子，一个劲儿拉着我说话，说老街、老院的旧事，说我们小时候在她家房顶上疯跑时她骂我们的情景……我感动得想落泪，继而一次次重返老街，一次次打搅他们。
可以说，没有这些老街坊，就不可能有《老街》这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6年出版）。他们帮我重拾记忆，为我增添了写下去的底气。
去年春天，动笔写《老街》之前，我和老街几个童年的玩伴相约，先后参加了两次聚会。我希望他们能帮助我夯实这本书的写作，又问了一些问题，以充实文章的细节。说起粤东会馆，老街坊让我踩在她家的床上，从后窗翻进，又从后窗翻回；说起小时候在她家房顶疯跑，她跑出屋子，指着我们大叫：“谁要是把我的房子踩漏了，看我怎么把你的屁股打成八瓣……”小萍对我说：“我去的时候，她也这样说。”小弟和小京也说：“谁去，她都这样说。”
忽然想起放翁的一句诗：“旧交只有青山在。”于我，旧交，就是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老街坊，他们见证着这条老街渐渐苍老的容颜。
三
两年多前的冬天，我重返老街，从西头走到东头，一步步走，一处处看。我一直以为除了西口的“前门第一宾馆”是老洋楼，老街里都是四合院，即便有楼，也是后建的中式小楼。这次才发现老街上共有六座老洋楼，均为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影响下营造的建筑，特色鲜明。建筑是看得见的历史，百年风雨洗刷，它们与传统的四合院和谐共存，这在北京众多的老街中，难得一见。
蓦地想起第一次走进大德通银号的情景。那是一座高台阶的小院，拱券式大门，墙头布满铁丝网；记得小时候，门口总有军人站岗，据说里面住着一位将军，故有“将军院”之称。老街上不止一家银号，大德通银号与众不同，带着几分不言自威的气势，和想象中的将军形象十分吻合。
老街坊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前，大德通银号就有军人站岗了。大门外是一道推拉式的铁栅栏，大门上方一块长方形匾额，从右往左写着“大德通银号”五个大字。大门内有大门道，迎面一道靠山影壁，左边即西墙开门，穿门而过，院中的倒座房是银号的营业厅。“将军院”时期，倒座房被改造成车库，本世纪初朝南开窗，一度变身为对外营业的餐馆。
我第一次走进大德通银号时，这里已成部队招待所，招待所的负责人黄先生热情地带我参观。宽敞的院中央原来有葡萄架，西边有高大的天井，黄先生告诉我，东边据说还有一个地窖，前些日子重新装修，发现四面的墙都是双层的，可见这是银号“藏钱”的地方。他还说，前段时间山西乔家的后人来，特别想把大门前那道推拉式的铁栅栏买走，拉回祁县的乔家大院展览。
黄先生引我至前厅，让我踩着椅子爬上柜台，看看房梁下的檐枋有何不同？好家伙，是前后两层龙纹浮雕，如此“藏龙”，一副“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的架势。
如果将六座老洋楼和大德通银号这座中式小楼，连同老街上的明清老院粤东会馆、临汾会馆，清末民初建起的大丰粮栈、协和医院和同泰店、大同店，北平和平解放后建起的乡村饭店、和平饭店，上世纪九十年代建起的前门小学并置，可以看出老街几百年来的变化，用多样的建筑形态，勾勒出老街的发展简史。
社会活动家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老建筑对于城市是如此的不可或缺，如果没有了它们，街道和地区的发展就失去活力。”她特别强调：“必须保留一些各个年代混合的旧建筑。保留这些旧建筑的意义，决不是要表现过去的岁月在这些建筑上的衰败和失败的痕迹……这些旧建筑是不能随意取代的，这种价值是由时间形成的。”这些旧建筑“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而言，只能继承，并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下去”。
走访这些健在的老建筑，让未湮没的历史和流逝的时光以建筑为依托延续下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更何况老建筑里还藏着那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能赋予其沧桑却鲜活的生命。我对老街有了新的认识，对书写老街也有了兴趣、性情和信心。
想到这一点，更使我坚信，自己二十多年来的一次次重返，是值得的。只有像烙饼一样不停翻个儿，将饼烙熟，写作的笔才能触及结实的落处。这个过程便是我的“还乡”。我不大赞成所谓的“精神还乡”，精神总归需要一个结实的落处，就像鸟不能终日飞翔，要落在枝头。
何为故乡？故乡就是有故土、有故人、有故事，能获得归属感。为什么要一次次还乡？因为那里有我割舍不掉的回忆、感情和生命。在一次次实实在在的还乡中，会对自认为熟悉的故乡有新的感知，进而往自己的回忆里注入更多人的回忆，使其更丰厚、更具质感，如此才会下笔不虚。
四
在《我们的老院》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我引用了纳博科夫的一段话：“任何事物都建立在过去和现实的完美结合中，天才的灵感还得加上第三种成分：那就是过去。”在时间的作用下，过去产生了“间离”的效果，成为写作的“酵母”，不仅使我尽可能回忆，还使我认清重返老街的方向和路径。写作者无法离开过去、无法回避过去，《老街》中描绘的老街的沧桑历史和身处时代洪流的各色人等，对我而言，都曾真实地存在，却也存在于我的想象与重构中。
和《我们的老院》一样，为了让表述更加真实，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或对号入座，有些人物我用了真名，有些人物则用了化名，抑或“张冠李戴”，他们居住的地点，也在老街上进行了适当的“位移”。可以说，我笔下的老街，是地理意义上的老街，是历史意义上的老街，也是文学意义上的老街，这里包含着历史空间、地理空间、心理空间三重维度。
五
布罗茨基在论及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时，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个显然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看到意义，这一能力就是诗人的职业特征。”
偌大的北京城里，西打磨厂街只是一个小地方，全长仅1145米。在日益繁华的大都市的映衬下，它显得越发破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意义。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百年的历史，更在于这二十多年来的一次次重返，让我觉察到那里有我的记忆，也有那么多老街坊的记忆；那里有我的感情，也有那么多老街坊的感情；那里有我的故事，也有那么多老街坊的故事。
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接纳了这本《老街》。这本书，是我的纪念、我的念想，理当敝帚自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