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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孩子，谁最像父亲焦裕禄？”
这个问题，焦守云也问过母亲徐俊雅。母亲嘴上说“都像”，私下里悄悄告诉她：最像的，是老五焦跃进。
曾被称为“小焦书记”“大蒜县长”的焦跃进，2024年走了。焦家六个兄弟姐妹，如今只剩下三人。
焦裕禄妻子徐俊雅（第一排中间）与6个孩子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焦裕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在老百姓心里，焦家人是特别的存在。可焦家人自己，始终只把自己当成普通家庭。
“家里的孩子，有人下岗，也有人找不到好工作。社会上有的现象，我们家也都有。焦家几代人，没有一个人用我父亲的名声换来特殊化对待。一声招呼都不打。”焦守云这样说。
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6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了焦裕禄干部学院名誉院长、焦裕禄之女焦守云。在一个多小时的对话里，她回忆父亲，也怀念母亲，讲述这六十多年来，焦家人不变的家风与传承。
“焦家人的责任”
澎湃新闻：前阵子在郑州举办的2026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您和电影《焦裕禄》的扮演者李雪健老师同台，大家说有种跨越时空“父女”同框的感觉，您自己是什么心情？
焦守云：雪健老师我每几年都会见他一次，这次我们两个见面都特别激动，都是年过古稀的人了。他们还在开玩笑说，“你看看两个老人手拉着手，别说你们激动，我们都特别激动。”
其实我比他还大一岁，但是在弘扬我父亲的精神这条道路上，我们一直是携手同行者。每次有大型的活动，只要雪健出面，一叫我都会去。从我们的感情、思想来看，我觉得我们是连在一起的。那部电影经历了一些曲折，到最后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和反响，确实不容易。
在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又拍了一部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用我的口吻来叙说我的父亲。电影在经典的基础上，把他在洛矿那9年参加工业建设的内容补上，又把亲情也补上，获得了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焦守云（左）和电影《焦裕禄》的扮演者李雪健。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看到您近些年都在忙碌奔波，现在焦家人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的重任主要落在了您的身上？
焦守云：我们兄弟姐妹6个人，现在剩下3个，姐姐和2个弟弟都去世了，哥哥身体也不是很好，不能到处跑。我现在身体也还可以，反正老了有点毛病也正常。现在外边的工作主要靠我，作为焦家人都尽力参与。
我今年也73岁了，但是我就觉得好像还有好多事情还没做完，一直在想怎么样把父亲的精神更好地传承下来。我们焦家现在已经有了第四代。我跟他们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爷爷、姥爷，但都有这个责任，你们是焦家人。
我儿子是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的是歌剧，现在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中国歌剧舞剧院排了一个音乐剧《焦裕禄》，他是主演，后来又排了一部大型歌剧，叫《盼你归来》。这也是传承。
孩子们尽量都参与宣传我父亲的精神的活动。平时有什么书，首先都叫孩子们看，一定得让他们知道先人做过哪些事情，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更是近10年基本上都没闲着过。我老是这么想，人生七十古来稀，一定得抓紧时间，只争朝夕，能做的工作尽量往前赶。我父亲的数字人正在紧张制作之中，形象已定，再拍些景。他生前连录音都没有，更别说录像了，只在兰考留下几张照片。我们想让他的形象动起来。这对教育后人意义重大，我们家人更应该主动承担这份责任。
焦守云的儿子余音（中间）出演音乐剧。受访者供图
“看得见老百姓的疾苦”
澎湃新闻：距离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已经60年了，您在不同年龄段对父亲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焦守云：父亲是1964年去世的，他去世那年，我11岁。直到1966年2月7日新华社的长篇通讯发表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父亲是一个英雄。
我母亲那时候才33岁，一个人带着我们6个孩子，非常辛苦，她也不爱说我父亲的事情。小时候对父亲的事迹了解得不够多、不够深，后来我们也是从报纸上、广播里、大人们口中才慢慢了解父亲。
那时候年龄小，有些不太理解。等我们都长大了，都参加工作了，都是共产党员了，对我父亲的理解肯定不像小时候那么简单。
我父亲临终的时候还说，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眼睛里能看见老百姓疾苦的人。我觉得，要从一个共产党员的角度来看我父亲，他是不断受到党的培养的。我奶奶从他小时候就教他要做天上最亮的那颗星。他后来不但做了天上最亮的星，也做了地上优秀的共产党员。
有时候，我们也会主动问母亲：兄弟姐妹几个人中谁最像父亲？我母亲一般说，都像。但有时候私下里，她会说，最像的是我弟弟焦跃进。他在2024年去世了。他是1958年出生的，从生产队长开始做起，生前是开封市政协主席。他确实从思想上、作风上都很像我父亲。我现在想想，确实我妈妈对我父亲是最了解的。
澎湃新闻：您觉得父亲的工作方法对现在的基层干部有什么启示？
焦守云：调查研究是他经常做的，到哪首先就是下去做调查研究。还有一个，他要求自己做到，也会跟年轻人说，“你们晚上要是睡不着觉，就‘过电影’”。他说的“过电影”，是说把白天想到的、做到的、没做到的，都在脑子里过一遍，来指导明天的工作。还有，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他老是说领导干部应该走到前头去。我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像“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等等这些，我都会回忆父亲生前怎么做的。
澎湃新闻：我也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当时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回忆，您父亲每次下乡都让他多给群众拍照片，而不要想着跑前跑后给领导拍照片。您怎么看待他这种领导作风？
焦守云：因为那时候拍照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要有底片，造价比较高，不像我们现在用手机随便拍。我父亲就觉得，他是领导干部，有些事情是他应该做的，你要拍群众。用兰考话来说，大家一看能上照片，干劲就激发出来了。那时候老百姓能看见自己上照片，还是很光荣的，了不得的事情。
焦裕禄拟定的“干部十不准”。澎湃新闻记者吴怡 摄
“一声招呼都不打”
澎湃新闻：您觉得为什么父亲生前要求领导干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
焦守云：我妈妈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像老焦这样的领导干部是普遍的，只不过老焦是在这些普通的人群里被总结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
那时候，我们脑子里没有“搞特殊化”这个概念。就算小孩犯了些小错误，也不是故意的，但我父亲会抓住苗头，比如说“看白戏”不行，你得去补票。比如说我姐姐，人家把好的工作指标都已经送到家里来，但我爸爸觉得你没有经过劳动锻炼，一定得参加劳动。
好的家风，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传承。家里有的孩子下岗或待业，我觉得这也正常，社会上的现象我们家也都有，这说明我们没有搞特殊化。家里人可能有的发展得好一点，有的一般，这就正常。如果一般齐，那就不正常了。
澎湃新闻：孩子会不会不理解？
焦守云：孩子会受我们的影响。比如，我教育自己的孩子，我说你在社会上立足，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小时候一定要好好学习，能考上大学，出路肯定会好一点。不要以为你们的爷爷或者姥爷好像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有影响不等于你们就可以享受现成的待遇，这是两码事。要想适应社会，一定得付出努力。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就说过，谁要想进步都得自己付出努力。一声招呼都不打，没有，真的没有。
澎湃新闻：在大家心里，你们是很特别的一家人。你们做了很多弘扬焦裕禄精神的事情，但还是把自己当成了普通家庭。
焦守云：对。我妈妈一点情面都不讲，她有文化，比我爸爸的文化水平还高，所以她有分辨的能力，她绝对不会干不合适的事情。
可以说，我们焦家二三十口人，已经到了第四代，没有一个人打着我父亲的旗号做不该做的事，我们也会经常互相提醒。总书记到我们家，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家风。我们一定要继承这种精神和家风，特别是我，责任很大，我得抓紧时间把能做的做好，再传下去。
澎湃新闻专访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记者 吴怡 编辑 马潇
“不行”与“不准”
澎湃新闻：您父亲走后，母亲带着你们怎么生活？
焦守云：父亲去世两年以后，大家才知道他。那两年里，我妈妈天天都是眼泪泡着日子过的。她自己才33岁，我们6个兄弟姐妹一个挨一个，基本都是相差两岁。我父亲在世时有工资，我妈妈也有工作，家里经济上还算宽裕。父亲突然去世，他还给我妈妈留下好多“不行”和“这不准那不准”。
我妈妈就带着这份沉甸甸的“不准不准”生活。那段日子很难，我妈妈经常哭，到最后不哭眼睛也坏了，不哭也会流泪。但自从我父亲的事迹见报以后，她精神上有了支撑，宽心一点了。过了两年后，我们也不同程度长大了一点，1968年我和哥哥都去当兵了，这也给她减轻了负担。
焦裕禄妻子徐俊雅与6个孩子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相当于那几年全靠您母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
焦守云：我妈妈养6个孩子和2个老人，当时我姥爷和爷爷都不在了，只有我姥姥和奶奶。为了生活，妈妈把我们这些孩子送到不同的地方寄养，把我送回老家，跟着奶奶生活，我那两个弟弟跟着我舅舅生活。因为我妈妈还得工作，还像我现在这样到全国各地讲课做报告。
她解放前就参加工作了，有文化，字写得非常漂亮。她还教过我父亲学俄语、学跳舞。因为（搞工业建设的时候），我父亲想跟苏联专家沟通，他需要学会跳舞、俄语。这些都是我妈妈教他的。
澎湃新闻：我们都说您父亲了不起，我觉得您母亲也特别了不起。
焦守云：我妈妈后来在兰考当副县长，也给兰考做了很多工作。那时候物质比较匮乏，她就为兰考要钱、要东西、要项目。她原来一直搞统计，在计委工作，两只手打算盘，一般人打不过她。我姥爷是个教书先生，所以家风好，孩子培养得都挺好。我妈妈是初中毕业，我的几个舅舅有大学毕业的，也有高中毕业的。
澎湃新闻：您母亲的生活理念和工作理念是什么？
焦守云：我母亲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老一辈都是这样艰苦朴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包括不搞特殊化。我们家几代人，没有一个人用我父亲的名声换来特殊化对待。每一次领导到我们家必问家里有什么困难，我们从来都是说“没有”“很好”。
我觉得，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奶奶一个大字不识，但她通情达理，不然她教育不出我父亲这样的人。中国妇女的美德在她的身上都能体现出来。
我父亲去世后，我奶奶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能哭，俊雅那么年轻，那么多孩子，我得照顾着她”。但没人的时候，她叫我们孩子弄个架子车推着她到墓地上，到那放声大哭，说“禄子，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娘老了走不动了，以后来不了了”。
后来迁完父亲的坟，她回老家，看见我堂哥推着独轮车来接她，第一句话就说“你叔没了”，往地下一坐哭得昏天暗地。哭完擦擦眼泪，回到家里看见乡亲们，人家也知道我父亲不在了，她也不当着别人的面大声哭，还劝人家。我奶奶、我妈妈、我爸爸，我觉得他们是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我妈妈中年丧夫，我奶奶老年丧子，她们都没有跟组织提任何特殊要求。
做老百姓心中的好官
澎湃新闻：您父亲的遗愿是安葬在兰考，看着兰考把沙丘治好。您小时候也跟着农民一起种地。您对兰考是什么感情？带入您父亲的视角，您想给兰考提什么建议？
焦守云：小时候觉得兰考很穷很苦，现在特别热爱兰考。兰考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希望兰考越来越好。
澎湃新闻：直到今天，依然有一拨又一拨人来到您父亲的陵墓前纪念他。说到“人民的好公仆”“干部的好榜样”，大家仍然会想到您的父亲。
焦守云：有一次，县委书记班到兰考，问老百姓“你们认为我们怎么做才算好？”老百姓说得也很真实：“对老百姓好点就行了。”如果都像我父亲那样，心里装着人民，就是老百姓心中的好官。
澎湃新闻记者吴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