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本公众号中，分之一到之五，记录了中国渐进转轨经济学写作的过程和进展，今天将其修改后合并发出。中国是渐进转轨经济体，体制变动不断地影响经济的产出和增长，如何进行其国民经济的计算，是一个难题。如何解开它的研究，耗费了我近9年的时间。回顾这一研究工作最初的想法、由表及里和逐步深化的过程，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和故事。也算是我《渐进转轨经济学》一书的后记。
1. 导言
中国经济格局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半个世纪中，发生了巨变。
1.1 从总的经济体制格局看，1978年以来，中国从产品、计划、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向商品、市场、多种所有制和按要素贡献分配转轨，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假定体制不变的诸多现代经济学主流生产、分配和需求函数及动态增长模型，在核算历史和仿真未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超长周期渐进转轨”国家的经济时，通常的经济学观察刻画工具不适用于中国运行体制这一国情。
1.2 从国民经济的货币金融运行格局看，相关体制方面，先是从1978年开始，76%的农村就业劳动力由工分分配向工资等货币化分配转变；后是从1998年起，城镇住宅由实物分配向商品化货币交易分配转变。而从经济发展方式看，偿债能力与还本付息的基本平衡，是经济可持续的一个常识性基本逻辑，全球都进入了高负债发展模式。中国也不例外。其特殊之处还在于，因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体制的特殊性，形成了很高的负债率，还出现了一些还本付息高于偿债能力数十倍甚至上千倍、还债年期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案例。因为牙牙学语以及还没有出生的后代，无法约束他们前辈过度借债的行为。
现有货币金融数理分析理论，似乎也无法刻画这种渐进转轨以及债务高企时代的金融运行画面。而目前无论是货币中性、仅以GDP流量为对象的费雪货币供应模型，还是非中性、考虑需求不足的凯恩斯主义货币供应模型，包括近几年国家主权债务及商业贷款乘数货币供应研究，在货币供应机制的资产内容方面均较为狭窄，成果碎片化分布，在债务方面没有建立因其而形成的货币供应机制，并从整体运行上没有将宏观资产与负债平衡和货币供应的关系，整合到一个联立的逻辑分析框架之中。
我最初的目的和工作，不像今日上述那样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格局性考虑。我只是想通过要素市场化、资源资产化改革：一是将体制禁锢的农业就业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高的工商业，将效率过低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从2.8%左右提高到非国有企业的8%水平，加速经济增长；二是在债务越来越高的趋势下，放开土地房屋市场化交易改革，增加资产，防止出现债务信用保障弱化、人民币币值不稳等问题；并且，土地房屋资源和资料放开市场交易，还能获得资产溢值，支撑经济增长。
2. 为什么进行研究及初步思路的进展
21世纪第2个10年中，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较大，增长速度逐步放缓。是否还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在动能，是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所有假定体制不变的现代经济学主流增长模型，估计出的中高速增长概率越来越小。另辟思路，能否找到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推演方法，发现这种潜能，并据此提出解决方案加以实施，从而扭转增长过度放缓的趋势？这里简述一下前期的研究和进展。
2.1 研究改革与增长关系的起因及估算困惑
2011年，笔者注意到一些国家因人口收缩而发展停滞的例子。笔者构建了20年前中国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经济增长率的回归模型，用其推算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发现下行压力很大。
于是，着手进行能够加速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起初我认为，稳定和加速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通过梳理经济研究理论、提出一些办法并在国民经济中实现，并非难事。当时的思路是查阅国内学者利用索洛模型、乔根森模型、哈罗德-多玛模型等一系列主流经济学模型计算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综合大部分学者的计算结果，或者自己再复算一下，得出一个仍能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结论，再提一些改革、发展和政策方面的建议即可。
当然，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水平，甚至有人称未来其对增长的贡献可达总增长的80%。如果真是这样，即使投入产出仅贡献1%的增长，创新形成的增长可达4%，在总增长5%的情况下，就可以在10年内实现GDP总量再翻一番。然而，一方面，许多年中创新生产率提高所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仅在1%上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大多呈下行趋势。根据国内外文献的检索与综述，加上自己用索洛模型等推算，综合来看，未来10年中，增长速度会从中高速下降到中速甚至低速，不可能再有中高速增长。这个结果当时让我很沮丧。
2.2 我的直观感觉：潜在中高速增长的动力还在
然而，我觉得中国增长的动力依然存在。理由如下：
2.2.1 基于两个事实，若加以改变可以推断出增长的结果。一是农业就业比率明显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工商业和服务业；二是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在非金融企业社会总资产中占比较高。如果将农业劳动力和国有企业资产在一个阶段内通过市场化配置向工商业、服务业及民营企业流动转移，那么即使要素投入不增加，由于生产率提高，产量也会增加，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2.2.2 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增长动能，除了技术进步，中国还有其他方面蕴藏的动力。亚洲生产率组织采用“从结果到原因”方法的研究显示，1978至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中国国民经济贡献了3.7个百分点的增长率，高于同期技术进步较快的韩国。而格罗宁根大学采用“从原因到结果”方法的分析则显示仅贡献了0.82个百分点。我自己的感觉是，除了技术进步，这可能是体制改革所致。
2.2.3 通过前后比较可以看出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1957至1977年，实行集中计划、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很高，就业劳动力增长率也不低，但GDP仅增长5%；而1978至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大幅下降，就业劳动力增长率也明显降低，GDP却增长了10.02%。毫无疑问，增长的源泉在于经济体制从传统僵化的计划配置、单纯公有、仅按劳动分配，向市场调节、多种所有和按要素分配转轨，通过放松、放开和放活，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生产力和动力。
2.3 2017到2020年的初步研究
2017年，我就“推动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突破性改革”为题展开研究。当时形成的思路和计算框架是：
2.3.1 参照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水平、农业就业比重以及国内市场竞争领域民营企业应有的资产占比等方面，中国由于实行了户籍等阻碍流动的体制，上述指标未能达到未实行户籍制度的国家的应有水平。同时，国有企业由于体制扭曲，也未能达到竞争领域民营企业的效率水平。
2.3.2 土地出让金是国民经济GDP核算中收入法的余值——土地房屋的资产化溢值。推而广之，禁止交易的土地和房屋，若允许放开市场交易，一旦成交，就会发生从没有价格到有市场价格的财富溢值。在收入法方面，地方政府出让土地和城镇居民二手房交易获得收入；在支出法方面，房地产商支付土地使用权购买款，购房居民支付房款。虽然生产法上没有形成增加值，但收入法和支出法核算中都包含了生产总值以外的余值。这一点，我认同李静萍关于土地交易应进入GDP核算的观点。
2.3.3 通过体制改革还原应有的状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根据未达到应有水平、或本应交易却不容许交易所造成的产出和资产溢值损失，如果通过改革达到应有水平，就会带来增加的产出、财富溢值及经济增长。
2.4 改革与增长研究前半阶段的总结和评价
总结这一阶段关于经济增长研究的进展：
与现代主流经济增长模型得出的中国经济会陷入低增长趋势的结论不同，本研究的计算表明未来增长仍有动力——因为推进体制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以及释放土地房屋资产化溢值，将获得增长动能。
先务实地计算，找到实践所需要的潜能来源，制定实现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体制改革方案。初步形成了“体制改革内在地推动经济增长”的逻辑思路：“应该有，但是没有”造成产出损失，通过改革还原到“应该有”的体制和状态，一定会释放巨大的增长潜能。但是，要建立起一个渐进转轨经济的计算理论体系，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创新研究。通俗地讲，就是先把房子建起来用着，再进行经济学理的总结。
评价2017到2020年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过程和进展：
按照上述朴素的原理收集和整理数据，使其能够进行供给侧国民经济计算。在Excel表上整理了“应该有但实际没有”的其他国家和其他企业的数据，也输入了中国和国有企业与应有水平偏离较大的实际数据，所列算式没有错误；同时列入了土地房屋应当放开但未放开、以及已部分放开的情况，对其交易率和交易量进行了估算。最后结合索洛模型，使其能够从供给侧对国民经济体制变动与经济产出和增长的内生因果关系进行仿真。
虽然没有从学理上阐述清楚，但实际上已将体制变量化，使得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可以内生地计算。学理上的思路是开创性的。
如果形象地比喻一下，就是我做了一个进行渐进转轨国民经济计算的工具——中国算盘，但不知道制作算盘并用其计算的原理。就像大学时代在宿舍里吹口琴，我只要会唱这首歌，就能吹出这首曲子，而同伴惊讶于“这家伙不识谱，但会吹口琴”一样。
3. 从二元结构转型到二元体制转轨的顿悟
2021到2023年间，我想从中国经济体制渐进转轨这一特殊性展开经济学研究。然而，你要说改革推动了经济增长，那么，你能不能从数理逻辑方面证明一下？当然，体制变化如何成为变量，是一个关键的难题，整个分析框架的建立，以此为基础展开。
3.1 与发展经济学比较的学理开悟
青年时代，我对刘易斯和张培刚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著述着迷，感觉这种理论就是中国的叙事。1994年，我还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教材。
在本研究中，观察世界银行2019年的数据：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率是3.45%，八个规模较大的中高收入样本国家是9.54%，中国是24.72%。其他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剩余是6.09%，而中国发展水平与他们大体相同，剩余比率高达20.27%，高出14.18个百分点。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正常结构转型中的剩余，而是户籍制度等禁锢形成的体制性剩余。
这种中国的体制性剩余，与其他结构转型国家不同的是，不仅存在于农村农业领域，也广泛存在于国有经济、土地房屋等生产生活资料领域。例如巨额低效率的国有资产，国有单位中的冗员，以及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的土地房屋等等。
刘易斯和张培刚等发展经济学的道理在于：农业国家存在落后的农业和发达的工业两个部门，在工业化的结构转型过程中，有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工业转移，从而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刘易斯认为，美国20世纪前30年的经济增长中，有1/4来自人口迁移和劳动力转移。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有落后农业与发达工业的二元结构长周期转型，还有因选择渐进转轨改革道路而出现的低效率计划行政与高效率市场机制并存的二元体制超长周期转型。如果说存在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转型学理，那么是否也存在渐进转轨国家的二元体制转型学理？依据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原理，有乔根森数理模型；那么，依据二元体制转型的原理，能否建立渐进转轨经济的数理模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体制变动会内生地影响国民经济的产出和增长。当然，“体制不能被数量化”是一种常见的惯性思维，因此它不可能作为变量成为内生计算因果关系的因素。这是一个经济学难题。
在研究方向上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与俄罗斯、东欧及前苏联其他国家的体制瞬时转轨不同，走了一条体制渐进转轨改革的道路。在一个超长周期的时间中，计划行政和市场机制并存，体制不断地变动，这必然影响国民经济的产量和增长。各种现代经济学主流的国民经济仿真运算系统，由于其假定体制不变，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国情。
那么，社会经济体制安排的行动选择，能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实验室中进行模拟试验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并建立了一个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进行第一阶段中国体制改革内在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解放思想，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跳出来，把握中国体制还存在扭曲这一事实，先把符合中国国情、可进行国民经济运算仿真的装置建立起来。
因此，建立一个能够刻画体制变动内在影响经济产出和增长的国民经济仿真运算系统，是一个方向性的要求。总体上，我将其称之为二元体制数理经济学逻辑体系。
3.2 二元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理论十个方面的进展
一门学问，总要有个体系。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在我2021到2023年的研究中，有以下十个方面的进展。
3.2.1 定义了体制标准值、体制扭曲值和体制差值等连续变量，以及允许交易和不允许交易这样的体制开关绝对差值变量（即1或0）等概念。最为关键的是寻找可以内生计算的体制变量。在本书前言中已述，这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难但也最关键的工作。实际上，在前述“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中，已经使用了“应该有值但实际值未达到该值”的扭曲，以及“目前实际值未达到应该值，通过体制改革可以纠正”的方法，在运算中已经使用了体制变量，但没有从学理方面加以提炼。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定义了市场机制影响产出和增长的体制标准值变量，以及计划行政影响产出和增长的体制扭曲值变量。二者之间的差距称为体制扭曲差值，用以表达体制扭曲的程度。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从流动循环的思维方式出发，还先后定义了“体制闸口”和“挡板”这样的概念。但在后述的第三阶段研究中发现，它们可能是一个体制变量的计算结果，而不是体制最基本的自变量。
3.2.2 定义体制性剩余范畴。发展经济学中有农村结构性剩余劳动力概念，其源源不断地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由于剩余得到利用，并且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了一个国家国民产出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实际上，由于体制扭曲，不能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而优化配置，淤积在低生产率领域的部分就是体制性剩余，表现为生产要素的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
3.2.3 用体制差值连续变量与相关生产要素，建立起改革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数理计算方法。可以计算在体制回归、体制不变和体制改革三种变动下，国民经济产出和增长速度的损失、停滞与增加。就农业就业占总就业比率与样本国家的差值，以及国有资产利润率与非国有资产利润率的差值，可以计算已经向工商服务业转移的劳动力向农业逆转移，以及向非国有经济配置的资产再向国有经济逆转移——由于其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造成国民产出和经济增长的损失；也可以计算出体制性剩余国有资产停止转移，或者向非国有经济转移，结果是停止体制转轨会造成改革对增长的推动力趋零，或者转移后提高资产利润率，增加国民产出并加速经济增长。
3.2.4 建立对土地、自然资源以及已开发建设但无价格的土地和房屋，在禁止交易和允许交易两种情形下，估算生产总值以外是否存在财富溢值的方法。利用对土地和房屋这类生产生活资料禁止交易或允许交易的设定，建立差分指示函数，用1和0分别表达体制的开放与关闭。这种无价格的资产，一旦放开交易，就会发生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按照一定时间内的交易率，可以估算收入法和支出法中存在的GDP余值。
3.2.5 将体制差值变量嵌入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假定土地和房屋进入资本生产要素）的对数生产函数和增长模型，并将土地溢值差分算式嵌入其TFP部分，估算在体制回归、体制不变和体制改革三种情形下，对国民经济总产出和总增长造成的损失、停滞、增加及加速。
3.2.6 在预测未来时，由于要将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的土地和房屋通过改革盘活，使其进入生产和溢值领域，除了前述财富溢值算式要嵌入之外，还需将要素投入从劳动力和资本的对数形式，改为包含土地的三要素投入生产函数。
3.2.7 体制改革与产出和增长的动态因果关系，可视为通过在一定时间内对一些关键部位进行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在供给方面将体制性剩余要素和潜在资产——也包括需求侧计算时潜在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能力——从体制禁锢中释放出来，形成增加产出和加速增长的巨大生产力的变动过程。
3.2.8 从体制改革加速经济增长的状态看，增长率的变动呈倒V型。体制剩余或潜能，在推进改革的周期中，按照不同时段以不同强度释放。每一次大力度的改革体现为爆发式增长，使国民经济产出规模和人均量提升一个水平；每一次改革对经济增长加速的动力都会边际递减，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动能。
3.2.9 还要建立需求管理方面分配和需求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函数。供给实现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生产及溢值能力的强弱，还取决于需求容量的大小。中国的体制扭曲不仅存在于供给领域，也存在于分配和需求领域。因此，在二元体制经济中，不同时推进分配和需求领域的体制改革，并不存在供给领域体制改革后自动创造需求的体制条件。将分配和需求领域中的体制标准和扭曲变量找出，嵌入分配和需求函数中，观察通过分配和需求体制改革缩小扭曲差值、扩张生产服务得以销售的市场需求容量，从而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其大力度的改革所形成的增长率状态，如同3.2.8所阐释，这里不再赘述。
3.2.10 很初步地建立了一个资产—货币—债务联立计算系统。当时的算式是：一是土地和房屋从生产生活资料变为可交易和定价的资产，其与GDP一样也需要货币供应；二是在高负债发展模式下，债务也需要货币供应；三是资产（GDP包括土地房屋不动产）需要的货币和债务需要的货币是同一供应数量的货币，它们以货币对资产和债务的不同周转速度保持恒等关系。想法是：在高负债发展模式下，债务越来越多，如果不放开土地房屋交易定价使其成为资产，则债务的抵押信用和货币币值的稳定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建议放开农村宅基地和城乡土地的交易，使其成为可定价、具有担保信用和货币之锚作用的资产。
2020到2023年的研究，在学理创新和实践应用方面的概括如下：一是基本形成了中国渐进转轨二元体制国民经济运行及产出和增长的数理分析体系；二是初步搭建了资产—货币—债务联立分析的一个数理框架；三是第一套系统基本可用于进行国民经济运行及产出和增长的仿真计算；第二套系统可以尝试解释中国经济前期消费价格高涨、后期货币供应规模较大但消费价格较低的费雪悖论。
但研究的瑕疵和缺陷是：一是对渐进转轨经济分析中主要的体制变量，学理上的抽象和提炼不够聚焦，定义不够鲜明和准确；二是资产—货币—债务联立分析，虽然在数理方面搭了一个初步的框架，但理论上2001至2022年间并未关注货币金融研究领域的进展；实践上，债务侧出现了“债务乘以当年利率”这样的疏漏；三是因大学数学学得不够扎实，对变量项之间的合并、干扰、重复、交叉，对静态模型的动态化和求导，推导复杂静态模型中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数理关系等，在学理算式表达方面也存在一些瑕疵。
4. 从二元体制分析到渐进转轨经济学
读者可能要问：周教授为什么要将之前提到的《二元体制经济学》改名为《中国渐进转轨经济学》？笔者的想法是，“中国渐进转轨经济体”这一表述更符合中国总体经济的特征：其一，高举社会主义价值观旗帜，经济运动由市场机制调节；其二，之所以称为二元体制，是因为转轨是渐进的；其三，改革的方向是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一个既有高质量生产力优势，又能实现机会和分配公平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
渐进转轨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刻画了一个国家体制从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发育、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并存、二元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元体制并轨的长期且攻坚的过程。二是警示世人：一个经济体的治理，无论原本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还是转轨后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都很容易向高度集中的计划行政体制回归。例如，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战后由落后国家发展为新兴经济体，但它们从市场经济体制向集中的计划行政体制复归，又重新沦为落后的低收入国家。再如，一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民粹和竞选福利承诺这种政治机制，脱离国民经济收入可持续偿债能力的标准体制，形成了依赖过度借债的福利扭曲体制，导致宏观资产与债务金融运行的脆弱。
那么，也许关心这本书的读者要问：从二元体制经济学理到渐进转轨经济学，研究又有哪些方面的进展？回答如下。
4.1 供给方面制度数量化的三个进展
国民经济供给方面，完善其制度数量化分析，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4.1.1 聚焦和确定体制分布变量和状态变量。从资源的投入和生产方面看，有两种关键因素影响其产出和增长：一是生产要素和其他潜能在计划行政干预领域和市场机制配置领域中的分布变量（表达不同领域资源配置的占比）；二是不同所有制和竞争主体使用配置要素和潜能的状态变量（表达不同经济主体使用资源的效果）。
4.1.2 聚焦生产以外的资源财富化溢值，将“允许交易”和“禁止交易”更明确地定义为绝对体制开关变量，开为1，关为0。估算原本无价格、当期没有开发和建设投入的土地和房屋，如果进行放开交易改革，一旦交易，按照市场价格，会发生从零到市场价格的、生产以外的溢值。
4.1.3 提炼了渐进转轨经济两个底层基础的数理逻辑算式：一是资源生产要素乘以（配置比例分布乘以经济行为体使用效率状态），表达体制变量内在地影响国民经济产出和增长；二是对于自然资源和产品，建立差分指示函数，允许交易时差分值为1，禁止交易时为0，表达国民经济在这些领域的价值能否流动；并且一旦放开交易，交易给其定价，按照实际交易率，发生从零到市场价格的财富货币溢值。
4.2 需求体制数量化三个方面的进展
国民经济分配和需求方面，完善制度数量化分析体系。
4.2.1 供给侧体制改革创造资源配置市场自动调节的场景，收入和消费领域则需要进行政府的结构性改革，以形成生产与需求均衡的体制和机制。前面已述，供给侧改革使体制差值缩小或交易开关打开，其供给—分配—需求经济运行的变动，会创造出市场经济中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均衡。但是，在分配和需求领域仍然存在着体制扭曲，供给因此而过剩。国民经济供需平衡管理，则需要通过分配体制改革传导，并加上需求侧体制改革，形成分配—需求—供给的均衡。
4.2.2 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积累低消费发展模式及其向二元体制经济的惯性传导。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积累低消费，原因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过度集中，导致国民经济运行表现为生产过剩。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积累低消费，是由计划体制倾向于生产资料生产造成的：由于资源调拨，生产单位争资源；职工低工资，农村家庭实行工分和实物分配。结果是一方面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短缺，另一方面消费低迷。而在中国二元体制经济中，虽然改革开放初期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得到改善，但由于计划行政配置资源的权力较为强势，地方政府愿意搞城市公共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功能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因此导致了高积累低消费失衡越来越严重。
4.2.3 梳理清楚了高积累低消费的结构性原因。其一，从生产结构影响收入进而传导到消费的方面看，政府在所有制方面愿意发展国有企业，在规模结构方面偏向于发展GDP和税收贡献大的企业，还习惯于用大基建拉动GDP。这种所有制、企业规模以及基建驱动的发展模式，其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且逐步提升，建筑业技术替代劳动力，对劳动者就业、收入和消费的贡献较少，并且这一贡献在逐步收缩。其二，政府形成了经营城市的发展理念，通过集体转国有土地出让金几乎全部纳入地方财政，农民没有得到其收入的合理分配；土地垄断供应和房屋只准由房地产公司一条渠道开发建设供给，饥饿式供应土地，抬高地价和房价，转移居民收入；过度借债式基建和扩大公共机构及人员，为还债和供养支出，政府需要从企业、商户和居民中收取更多税费，挤出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其三，政府财政对居民在公共教育、居住、卫生、生育等方面的福利转移支出过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足，压缩了居民用于一般日常消费的能力。
因此，建立分配—需求—供给经济运行仿真系统的作用在于，观察这两个领域中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标准值与扭曲值的变动，并根据其差值安排和推进分配、需求领域的体制改革，通过缩小差值来释放居民消费的需求潜能。
4.3 宏观资产负债表货币供应及稳定性研究进展
完善宏观资产负债表货币供应理论创新，并形成资产债务稳定仿真测度系统。中国与全球大部分主要经济体一样，进入了高负债发展模式；而其货币供应的特殊性，又与体制渐进转轨有关。这一阶段金融运行系统的研究有以下进展。
4.3.1 建立高负债和渐进转轨经济的货币金融数理逻辑分析框架。这一系统的建模：一方面考虑全球进入高负债发展模式，其债务需要有相应的货币供应机制；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农村劳动者的工分实物交易、居民和工商用地及城镇居民住宅的无偿划拨和福利分配，向工资等现金交易、协议或拍卖出让、商品化有偿供应的先后转变，加入允许交易（1）或不允许交易（0）这样的差分体制变量。以此观察不同体制下货币供应通道的关闭和打开。
4.3.2 建立还债与减债循环的宏观资产负债表。资产侧还本付息与债务侧由此减债的流动机制，形成表达宏观资产负债表收入流量与债务流量的循环。虽然一般资产负债表中没有还款减收和减债机制也能平衡，但在横截面的运行中没有表达出二者之间的相互流动循环变动。
4.3.3 宏观资产负债表资产侧的内容。不包括没有开发的自然资源，也不包括不可交易的公共资产。资产侧包括：有流量GDP，需要供应交易货币，并用于还本付息；存量外汇储备，央行需要供应基础货币，并且可以用来偿还外债；存量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其长周期或永久耐用，为货币币值稳定之锚和债务的可抵押信用保障；并且减去GDP中的还本付息。表中也可以列出未交易、无价格的土地房屋，但由于禁止交易开关为0，因此其不在价值所表达的资产之中。只是观察，放开交易使其可以定价，会形成多少新的资产，并且一旦交易，会形成多少供应货币流量。
4.3.4 债务的增减结构。宏观资产负债表右侧是债务，其结构组成为：上期债务余额乘以历史加权利率，加上当年新增债务乘以当年利率除以2，再减去因收入还本付息而减少的债务部分，并减去由于资产侧还本付息而发生的债务减少。
4.3.5 宏观资产负债表不平衡修复的经济衰退机理。用上述宏观负债表货币供应仿真机制，可以解释中国1978到1997年和1998到2025年间，因资产侧流量GDP和土地不动产各自有无及比例的变化，所引起的货币供应、消费价格与不动产价格变动的替代关系。还可以从宏观资产负债表修复角度，解释货币流动性收缩、消费价格低迷和经济增长下行的内在影响机理。
4.3.6 金融体系稳定性仿真。用宏观资产负债表仿真系统，可以通过负债率、还本付息/偿债能力倍数、债务/偿债能力年数三大指标，设定安全、风险、脆弱和严重脆弱四个等级，每项分正负程度并赋予权重，来监测、评估宏观和区域金融稳定性状态，并以此系统的优化计算，提出重组的解决方案。
5. AI时代的经济学研究：一些体会
记得20世纪80年代上学、任教和进行经济方面研究时，数量分析需要自己画表和填数，代入公式进行运算。查询文献、收集数据、手写文字和手工计算的工作量很大。
经济分析就是考虑国民经济各类流动运行的轨迹和相互关系。AI的出现，在经济学数理研究方面：一是大大减少了变量之间合并同类项、干扰、重复、交叉等带来的影响和错误，例如可以将对数型的索洛增长模型加上改革盘活土地的体制因素，改变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变量的增长模型。二是能够正确地对复杂静态生产函数进行动态化，并进行增长模型的推导，可以推导出包括禁止交易差分变量0和允许交易差分变量1的指示性函数，组成冲击性的增长模型。三是可以根据需要，从复杂的联立模型中确定因变量以及影响其变动的自变量或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组成因果关系模型，例如利用宏观资产负债表货币供应联立组合模型，建立计算不同指标的因果算式，来分析收入用于减债机制对货币供应量、消费价格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内在影响关系。四是用AI进行模型各个部分的经济学解释，刻画各变量之间的运行及其他相互关系，在模型仿真的基础上给出解决方案，如根据宏观资产负债表货币供应机制，寻找和补充新增资产，允许资产交易获得新的货币流动性，通过债权交易化解债务，并消解链式债务，促进货币流动到创业、就业、收入和消费链中，使消费价格水平走出低迷。
经济分析借助于AI，是研究者与人工智能在经济学研究上的工作重构。从研究者的基础创新表达逻辑出发，由AI进行数理推导、动态化和整合建模，在不同的分析中设立不同的因变量与自变量数理关系，代入数据进行仿真模拟，也可以利用AI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因果推断分析。虽然我有想法，但没有AI，按照我的数学水平，也不会有本书数理逻辑自洽、模型瑕疵较少的分析和叙述。
当然，AI提高了经济研究工作的效率，加快了从研究到结果的速度。笔者也没有去寻找是否存在封闭式的AI工具。学生们也提醒，在AI上讨论创新的模型以及进行文字校对，会将成果输入进去，当别人就此研究寻求AI帮助时，AI会将其输出给他人。因此，存在创新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于是，我将2026年春季形成的两篇核心论文，投给了能最快发表的期刊。同时我也思考两个问题：会出现保护知识产权的封闭式AI吗？期刊从投稿、外审到发表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能适应AI时代的科学研究和成果展现吗？AI时代，对整个经济学的研究方式、成果发表和应用到经济决策，都提出了同步变革的要求。
6. 结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很艰难，也越来越难。或者重发展而忽视改革，或者出台了体制改革方案但没有能够实施，或者体制阻力很大推进很慢，都会导致无法获得改革释放体制剩余所带来的巨大增长潜能。因为按照笔者研究的学理，其含义是：未来中国经济还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惟一源泉，是继续推进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当然，道路艰难，但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是中国体制渐进转轨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文献：
周天勇：《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9期。
周天勇：《中国：增长放缓之谜》，格致出版社2018年出版。
周天勇：索洛模型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的困境和改进思路，《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8期。
周天勇：《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定量估计》，《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5期。
周天勇：体制剩余：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增长的新潜能，学术月刊，2021年第4期。
周天勇：居民需求不足解释及其改革扩张对稳定增长的展望——基于二元差值的一个分析方法和框架，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7期。
周天勇：《二元体制经济学》，格致出版社2023年出版。
周天勇：《再论渐进转轨经济增长的数理逻辑创新与实践应用——基于体制变量内生化的研究进展》，《现代经济探索》2026年第6期。
周天勇：《宏观资产负债表货币供应机制与通货紧缩治理——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货币供应联立模型的分析》，《财经理论研究》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