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青年人有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一代青年人有一代人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困惑。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展现在Z世代年轻人面前，而他们需要在时代的前沿绘制属于自己个人的人生图景。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观察者网对话著名学者廉思，作为“蚁族”“工蜂”等名词的提出者，廉思深入不同时代的青年群体，观察与研究他们与时代的共振。“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给了他灵感，将最新一本记录当下十个典型青年群体的著作命名为“无图之旅”。
今天很多年轻人的痛苦，恰恰来自规则越来越清晰、指标越来越明确之后的一种失控感。今天的社会需要从“胜利中心主义”走向“生命多元主义”——承认生命展开的多种方式，承认人的价值不能只由胜负、排名、效率和产出决定。“青年需要的，正是一种重新理解生活的能力。”
【对话/观察者网 新之】
观察者网：廉思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在“五四青年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和您交流。您长期从事青年研究，提出过“蚁族”“工蜂”等著名社会学概念，近期您的新书《无图之旅——一代青年的自我寻路》出版后，引发了大量青年的共鸣和讨论。在当下，似乎“青年”这个词越来越难被定义，您认为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什么样的人算是“青年”？
廉思：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去年我在构思这本书书名的时候，一度被“青春”这个词困住了。最早我想把这本书命名为《请将青春还给青年》。当时自己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情怀，没想到出版社的老师看完后说：“这个书名爹味很重啊。”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它提醒我，“青春”“青年”这些词，在今天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宏大叙事化了。很多年轻人一听到这些词，第一反应可能不是亲近，而是警觉——“接下来是不是又要给我讲大道理了”。如果一个词已经让青年本能地产生距离感，那它就很难进入青年的生活世界。
正在我冥思苦想之际，杨绛老师的那句话——“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浮现出来。人生就是一场旅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每个人又处在转型与不确定之中。尤其是青年，他们不是在一张清晰的地图上按部就班地行走，而是在变化的时代中不断试探、修正和寻找自己的道路。“无图之旅”这四个字一下子闪现在脑海里。它不是悲观的命名，而是对当代青年真实处境的一种概括：我们无法再依靠上一代人的地图来安排自己的人生。
从历史上看，“青年”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很多孩子很早就直接进入工厂，成为童工，并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较为完整的青年阶段。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人需要经过一段相对独立于直接生产的学习、训练和社会化过程，青年期才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生阶段。今天，我们在政策上会对青年做出年龄界定，这是为了明确公共政策的对象和边界。但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青年不再只是一个生理年龄概念，它还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时间意识。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还在不断追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愿意为了未来那个更完整的自我在生活中探路，他就具有青年的特征。一个人即便到了四五十岁，如果仍然保持自我生成的能力，仍然愿意学习、更新、反思、出发，他身上仍然有青年性。相反，如果一个人二十岁就觉得人生不过如此，所有可能性都已经关闭，所有答案都已经固定，那他虽然年纪轻轻，精神上却可能已经提前衰老了。青年最宝贵的地方，不在于年龄，而在于他仍然相信人生可以展开，仍然愿意在尚未完成的自我中继续前行。
观察者网：“无图”是您给青年时代性处境的一种定义，您是如何理解“无图”的，它是否像字面意义上理解的那样带有点消极和迷茫的色彩？
廉思：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2009年我出版《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时，那本书的整体基调是偏沉重的，书中描述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城市边缘艰难立足的状态。但当时社会舆论的反响却是比较积极的，很多“蚁族”对我说：“廉老师，我们奋斗的过程其实是幸福和开心的，你有点多虑了。”他们还会用“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来回应我。那时候，整个社会也愿意为“蚁族”的奋斗鼓劲、助威，愿意相信他们吃的苦终将通向更好的生活。
而今天，《无图之旅》书中十个职业报告、二十个年轻人的故事，整体风格是偏积极和温情的，但年轻人看过书后的留言却略显沉重。这种反差值得我们思考。它说明，青年问题不能简单用“年轻人对前途有没有信心”或者“年轻人更脆弱了、他们在无病呻吟”来解释。发生变化的，是年轻人对未来确定性的感受方式，以及他们对努力与回报之间关系的判断。
“无图”当然不是说这个时代没有蓝图。1980年代“潘晓之问”所反映的青年困惑，背后是当时巨大社会转型中年轻人对“国家向何处去”的迷茫。而今天，中国的发展道路、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前所未有的清晰。问题在于，在宏观蓝图之下，当个体要为自己绘制一张能够安身立命的“局部地图”时，依然感到迷惑和焦虑。他们不是看不到国家的发展方向，而是担心自己能否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中找到位置；他们不是不相信时代，而是担心自己不够“与时俱进”，在国家向前的过程中被甩出轨道。
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著名的“潘晓来信”，其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今天很多年轻人的痛苦，恰恰来自规则越来越清晰、指标越来越明确之后的一种失控感。表面上看，选择多了，可能性大了，但失败成本也在提高。人生被不断压缩为一系列可比较、可量化、可排名的指标，收入、学历、职位、城市、房子、婚恋，似乎都变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尺。这样一来，年轻人反而越来越难从生活本身获得内在动力。比如，如果找个高薪工作成为上大学、考研的唯一目的，那么学习本身的乐趣、知识本身的魅力、思考本身的愉悦，就很容易被挤压。大量无法被量化的价值被舍弃了，人被迫把自己压缩成一个不断完成指标的项目。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人们开始用他者的目标来要求自己，用外部KPI来惩罚自己。很多年轻人很努力，但那是努力按照别人的评价体系塑造自己。他们习惯于用羞耻感驱动自己，用自我苛责管理自己，好像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我不够好”“我不够强”“我不够自律”，最后是“我不配得”。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现代性困境：个体被要求不断优化自己、证明自己、更新自己，但他又很难确认这种持续优化最终通向什么。
“大厂”入夜后的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
所以，“无图”不是消极和迷茫，而是提醒我们重新理解青年所处的时代位置。他们站在国家蓝图十分清晰、个人地图却需要重新绘制的交汇点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书中提出要从“胜利中心主义”走向“生命多元主义”。所谓胜利中心主义，就是把人生理解为一场必须不断赢、不断向上、不断超越他人的比赛；而生命多元主义则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承认生命展开的多种方式，承认人的价值不能只由胜负、排名、效率和产出决定。青年需要的，正是一种重新理解生活的能力。
观察者网：您在《无图之旅》中选择了网络主播、青年产业工人、高科技人才、青年程序员、小镇青年、基层公务员、快递骑手等十个青年群体作为观察的样本，既用非虚构写作描绘了他们的生活，也用学理性的研究报告做了归纳和论述，您为什么会选择他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您希望当代青年读者们从他们的故事里读到什么？
廉思：我写这十个群体、二十个人物，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年轻人在看完这本书之后能够“看见彼此，相互慰藉”。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朴素，甚至有点俗套，但我觉得很重要。在一个高度竞争、高度比较、高度流动的社会里，年轻人的痛苦不仅来自生活本身的困难，还来自他们误以为“只有我过得不好”。如果一个人总是拿别人“精装修”的社交媒体生活，来对比自己“毛坯房”一样的日常，他当然会觉得自己失败、落后、不体面。
但真实世界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没有那么光鲜，也没有那么戏剧化。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犹疑、困惑和不甘，只是这些东西很少被展示出来。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圈、生活圈都比较窄，很多人其实没有机会了解另一个职业、另一个城市、另一种人生状态中的同龄人。我们写这些故事，就是希望让年轻人看到：原来别人也在摸索，别人也会迷茫，别人也不是一直顺利。人在看见彼此的真实之后，会从孤独的自责中释放出来。
所以，在写这本书时，我一再和课题组强调：“不要学术味太浓，不要着急上价值。”我们不是写“青年典型”，而是写“典型青年”。“青年典型”意味着要选拔那些特别优秀、励志、符合某种价值期待的人；而“典型青年”则意味着，我们要进入青年生活的中位数，看到多数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工作、如何彷徨、如何坚持、如何与自己相处。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黑水镇大涵村高山稻蟹养殖基地，电商助农直播团队在直播销售稻田蟹。
我希望这本书呈现的是一种白描式的真实，而不是观点先行的证明。我们采用研究报告而不是学术论文的形式，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学术论文要求有鲜明的观点，但面对青年读者时，如果一开始就用概念压住经验，用判断覆盖生活，年轻人就不愿意靠近。有力量的叙述，往往不是告诉你“应该怎样”，而是让你在别人的生命片段中看到自己。
当然，在全书的结语部分，我还是尝试作了一点“升维”。我提出时代的前沿正在从红利的高地变成震荡的前线。过去我们谈“前沿”，常常意味着机会、红利、上升通道，谁站在前沿，谁就更容易获得时代奖励。但今天，越是站在前沿的人，越可能先感受到震荡、替代、更新和不确定。科技工作者、平台从业者、程序员、网络主播、快递骑手、产业工人，看似处在完全不同的社会位置，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承受时代变化带来的压力。这也是我选择这些群体的原因：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代青年处境的不同切面。
观察者网：您提到“时代前沿”，在书中一个令人深思的对比就是，表面上看最不前沿的青年产业工人，和占据最前沿的科技工作者和大厂程序员，居然都因为害怕“被取代”而倍感焦虑。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
廉思：为什么科技工作者和程序员反而比产业工人更焦虑？因为他们所处行业的更新速度更快，竞争密度更高，自我迭代的要求也更极端。他们吃到的时代红利，往往带有很强的时效性。你今天站在前沿，不代表明天仍然站在前沿；你今天掌握了新技术，不代表半年后不会被新的技术、新的人才、新的组织方式超越。
过去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位置的竞争”。一个人考上大学、进入单位、获得编制、占据岗位，他的人生就相对稳定地进入某种轨道。但今天，很多青年面对的是“时间的竞争”。即便你进入了AI行业、大厂平台、高科技企业，你也无法确认自己已经安全了。因为领先本身变得短暂，优势随时可能被追平，甚至被替代。于是，越是看起来站在前沿的人，越容易产生一种“不配得感”：不配休息，不配停下来，不配慢一点，必须不断学习、不断证明、不断保持领先。时代奖励了先锋，也消耗了先锋。
新能源企业的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一批出口欧洲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
这背后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深层逻辑：当人被不断要求“成为更好的自己”，他就很难真正接纳当下的自己。所谓成长，逐渐变成了一种永不停歇的追赶；所谓自我实现，逐渐变成了一种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青年一方面被鼓励“大胆追梦”，另一方面又被告知“你不能失败”；一方面被期待“敢闯敢试”，另一方面又必须承担很高的试错成本。这样的结构性矛盾，最后就会转化为个体的焦虑和自责。
所以，我们需要反思“胜利中心主义”。人生不能只是一条向上的直线，也应该有一种平铺的舒展。青年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敢于试错、敢于探索、敢于浪费一点时间的阶段。所谓“敢玩”“敢错”，不是说我们不要奋斗，而是说奋斗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无休止地内卷和自我消耗。真正有生命力的奋斗，应当包含探索、创造、休整和重新出发的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公共伦理，不能只用增长逻辑、效率逻辑和竞争逻辑来解释人的价值。社会要为年轻人降低试错成本，要让他们有机会在不被彻底淘汰的情况下重新选择、重新学习、重新开始。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容纳青年试错，它就很难激发青年的创造力。创造力从来不是在恐惧和焦虑中产生的，而是在相对安全、相对舒展的生命状态中孕育出来的。
我也相信，中国式现代化完全有能力在这个问题上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出现的人性冷漠、社会撕裂和高度原子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宿命。中国文化拥有深厚的人伦传统、共同体意识和社会伦理资源，我们理应在现代化进程中滋养出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既有发展效率，也有人文温度；既鼓励竞争，也保护尊严；既追求卓越，也承认平凡生活的价值。
我希望通过《无图之旅》，让年轻人看到生活的多样性，看到别人也有迷茫、挣扎和不确定，从而把自己从无休止的比较中解放出来。实话说，十几年后再次直接面向青年写作，我是忐忑的。因为直接对青年喊话是有风险的，说得不好，年轻人是不给你留面子的。但我还是愿意试试，因为如果我不走近青年，就不可能理解这个时代最敏感、最真实的神经。
观察者网：《无图之旅》这本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小镇青年”这个群体。这几年的互联网舆论中，“小镇青年”“小镇做题家”的存在感很强，他们的精神世界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处、他们对于社会的对立很敏感，同时也很善于提出问题、创造话题。
廉思：很多年轻人喜欢自称“小镇做题家”，表面上看是一种调侃，甚至是一种自我矮化，但更深层看，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青年通过这个标签表达的是：我有向上流动的愿望，也具备了一定的向上流动能力；我努力过、竞争过；我靠做题、靠考试、靠勤奋走到了今天，但当我完成某种身份跃迁之后，却发现面前出现了新的落差。
这种落差首先是资源的落差。小镇青年进入大城市、进入重点大学、进入更高层次职业系统之后，常常会发现，自己过去最擅长的那套考试能力并不足以应对全部人生。考试可以相对公平地评价努力，但社会生活却远比考试复杂。
其次是文化的落差。语言方式、社交规则、审美趣味、家庭支持、职业规划，这些看似柔性的东西，往往构成了非常现实的门槛。很多小镇青年并不是能力不够，而是在进入新环境之后，需要重新学习一套“隐性规则”。
所以，“小镇做题家”这个标签，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很复杂的心理结构：一方面是自尊，另一方面是自嘲；一方面是不甘，另一方面是防御；一方面承认自己走得辛苦，另一方面也在提醒别人“我已经尽力了”。它像是一种保护色，意思是：我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我问心无愧；但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它的难度远远超过一道题。
脱口秀演员鸟鸟曾说：“凡是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如果这是一场考试该多好。”这句话之所以能引发很多人的共鸣，就是因为它说出了当代青年从校园进入社会之后的一种失重感。考试和健身可能是人生中少数回报关系比较清晰的事情。你努力学习，成绩大概率会提高；你坚持锻炼，身体大概率会改变。它们给人一种“努力与回报正相关”的稳定感。但人生不是一道题。你努力工作，不一定马上得到认可；你认真恋爱，也可能遇到不真诚的人；你善良、勤奋、守规则，也不意味着世界会按照同样的逻辑回馈你。
年轻人过去长期接受的是一种高度规则化、题目化、结果化的训练。当他们进入社会，面对大量非标准答案、非线性回报和不可预测关系时，就会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感。因此，理解“小镇做题家”，不能停留在网络标签层面，也不要嘲笑他们的敏感和拧巴。我们要看到，这个标签背后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教育竞争机制和青年身份转换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观察者网：您在讲“蚁族”故事时曾经有一个女孩和男友的“买房计划书”让人印象深刻——省吃俭用每年存5.36万，存5年就可以上车买房，努力努力再努力——在十几年前这个场景可能会让人觉得“辛酸”，但今天的“00后”回望当年“80后”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可能会羡慕他们相互扶持的纯粹爱情，可能也会羡慕他们吃到了房产快速增值期的时代红利。这是不是意味着，时间可以治愈今天年轻人的代际焦虑和群体问题？
廉思：今天的“00后”也可能反问一句：“买房有啥用？你们当年干嘛那么辛苦买房？”每一代人都会用自己的问题意识去重新解释上一代人的青春。“80后”看当年的自己，可能会看到奋斗、辛酸和时代机会；“00后”看“80后”，可能会看到房产红利，也可能会看到他们为房子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不同代际之间的互看，本身就带有各自时代的滤镜。
我认为，时间能够改变的是我们对问题的感受方式，但不能自动替代对问题本身的解决。很多苦难在后来之所以被浪漫化，并不是因为它当时不苦，而是因为后来有了结果。后一代人常常羡慕前一代人的艰难，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前一代人“苦过之后得到了什么”。如果没有那个结果，苦难就很难被叙述为励志故事。
曾经聚居于唐家岭的“蚁族青年”已经成为时代的记忆
未来某个时候，“00后”回头看自己的青春，也可能会生出复杂的温情。也许“10后”“20后”会羡慕“00后”赶上了人工智能爆发的时代，羡慕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数字机会。但这也不意味着今天的问题可以被时间自然消解。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不是怕吃苦的一代。青年害怕的是自己吃的苦最后不能被证明是通向美好生活的过程；他们害怕努力变成空转，害怕忍耐没有意义，害怕自己不断付出，却看不到梦想的实现。
你提到的那对小情侣，他们当年的“买房计划书”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不只是因为其中的辛酸，而是因为它承载着一种对未来的信心。房子是一个物质目标，但深处是他们相信未来会更好，相信两个人可以共同承担生活，相信当下的节俭、努力和辛苦能够换来某种稳定的生活图景。
所以，时间可以重写记忆，但不能自动解决问题。重要的是，社会要让年轻人看得见未来。稳定的预期，是青年愿意投入长期努力的前提。只有当年轻人相信自己的努力不会被轻易浪费，相信自己即便暂时失败也仍然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他们才会愿意规划人生、承担关系、进入社会。
这又回到一个核心问题：社会要为年轻人提供更多试错的平台和空间。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太谨慎了，他们不敢错、不敢浪费、不敢停下来，甚至不敢走弯路。我有时也会反思，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我的大学生活都算“虚度”了。可是，正是那些看似虚度的时间，让一个人形成了兴趣、友谊、思考能力和对世界的感受力。一个社会如果连青年“慢慢长大”的时间都不愿意给，就很难培养出有创造力、有韧性、有内在生命力的一代人。
观察者网：今天的青年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他们的身上都很明显：一方面，大家可以很坦然地表示“喜欢搞钱”“梦想暴富”，另一方面，《觉醒年代》《太平年》这样的文艺作品被年轻人喜爱，也表达了他们不爱“权谋诡计”，渴望和追求一种“堂堂正正的理想主义”。这种复杂性和对立统一是否也构成了当代青年人的一个侧写？
廉思：确实如此。去年我们针对Z世代年轻网民做过一个的调查，结果非常有意思。当你问他们“奋斗重不重要”，他们会回答“奋斗很重要”；但同时他们也会说，“享受当下也很重要”。你问他们“人要不要奋斗”，他们会说“当然要奋斗”；但你再追问“一个人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往往不是奋斗，而是资源、关系、家庭背景、时代机会。
这是否说明今天的年轻人价值观混乱，甚至是“两面人”？我认为不能这样理解。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对位共栖”。这个概念借用了复调音乐中的“对位”思想，指两个或多个相互独立的旋律，在纵向上结合成一种统一的和声。它们彼此独立，却又能够协同共振。映射到青年身上，就是看似矛盾的价值取向并不必然互相排斥，而是在复杂现实中形成一种动态平衡和共生结构。
今天的青年不是一边高喊理想、一边完全功利，也不是一边追求现实利益、一边抛弃价值信念。他们身上呈现的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状态：丰盈中带着焦虑，理性中带着情绪，情绪里又有计算；他们敏感，也清醒；容易被共情唤起，也会迅速回到现实判断。这并不是价值观的摇摆，而是在复杂世界中形成的一种认知策略。
因为今天青年面对的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信息高度丰富，娱乐方式高度多元，社会舆论高度分化。年轻人“见得太多”，也“想得太多”，他们很难再重复上一代那种相对单纯、线性的情感反应。他们既会被《觉醒年代》中陈延年、陈乔年那样的理想主义深深打动，也会在现实生活中清楚地知道钱的重要性、资源的重要性、机会的重要性。这两者并不矛盾。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现实的不易，才更珍惜那种干净、明亮、堂堂正正的理想主义。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英勇就义的陈延年
所以，我们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理解当代青年。一个青年可以想赚钱，也可以有理想；可以承认现实残酷，也可以拒绝犬儒；可以享受当下，也可以认真奋斗；可以迷茫，也可以继续探索。看似对立的价值，不一定相互抵消，它们也可能在青年内心形成一种复杂成熟的平衡。这对青年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我们与青年沟通，不能再依靠单向度的宏大叙事，也不能总是用“你不能怎样”来进行道德规训。今天的青年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容纳复杂性的表达方式，让青年在接纳自我的基础上，重新生长出改变的动力和行动的勇气。
归根到底，生活不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而是一段值得尽兴走完的旅程。青年需要的，不是被迫在“成功”和“失败”之间做出二选一的判断，而是在更开阔的生命图景中理解自己、安顿自己、展开自己。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帮助青年从胜利中心主义中稍微松绑，走向丰富宽阔的生命多元主义，那么青年就不仅会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也会在自己的生命展开中，为这个时代提供有温度、有韧性、有希望的精神图景。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