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跃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郑永年 等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6年1月
文｜邓宇
过往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较多，而“中等技术陷阱”则是新的分析框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团队进行了细致研究，提供了更为精准的视角。两个维度看，一方面是审视和解析经济体发展的核心动能，在经验案例上看，一个经济体如果要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变，必须实现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是从比较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缘由，从而全方位理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略。从经验来看，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成功案例不多，即从依赖技术向增强原创性技术创新转变，面临的困难挑战大。早期可以依靠技术扩散或转移跃升至中等收入国家。但要进一步的跃迁至高收入国家，必然要求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否则很难实现经济跃迁。
郑永年团队经过系统梳理，近年来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将“中等技术陷阱”的理论范式不断深化，在经验案例之上总结提炼理论方法，其研究团队在《中等技术陷阱》一书中首次提出这一新概念，《经济的跃迁》则是升级版，将实证研究进一步深化，主要系统梳理“中等技术陷阱”的内涵与成因，通过分析中国技术现状、国内外环境及美国科技竞争影响，结合苏联、东亚经济体等国际案例经验教训，探讨构建创新驱动体系及区域科创高地的路径。
后发国家实现追赶和跃升的困境
后发国家如何实现规模跃升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数据显示，拉丁美洲国家在二战后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目前绝大多数停滞不前，全世界只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个百分点或者更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2年-2024年新兴经济体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在4%左右，1996年-2011年为5.5%，呈现放缓态势。之所以出现经济增速放缓，除了国际竞争加剧和地缘政治环境，技术进步受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近三年系统性开展国别研究，涵盖数十个代表性的后发国家案例，这些经验启示具有共性。书中对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20世纪后半叶崛起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具有示范效应。现实层面看，这些经济体同样经历过技术引进、模仿、吸收、跟踪和创新的迭代模式。但这些经济体的成功受益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全球化进程推动国际分工体系建立，它们成功地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体量的跃升。
放在比较的视野，虽然包括中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实现了较成功的转型和经济跃迁，但拉美、非洲和中亚国家等，仍有不少经济体遭遇了“中等技术陷阱”的困境。书中概述了拉美三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以及东南亚四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教训。
之所以这些经济体在转型时期未能完全成功，或遭遇了“中等技术陷阱”和“中等技术陷阱”的双重循环。可归纳为三点原因：一是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内生性增长动能不足。如巴西、阿根廷因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累积大量外债，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世界银行统计，巴西、阿根廷的外债比例分别为29%和39%，明显偏高。二是结构性改革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有所失衡。如巴西、委内瑞拉、南非等过去发展比较快的后发国家，局势不稳、经济波动大，社会民生长期欠账。三是科技竞争加剧，后发国家自主创新遭遇瓶颈。统计显示，巴西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4年高峰期的34%下降至目前不到10%。研发支出不升反降，进一步削弱竞争优势。
书中深入剖析了国内和国际环境，厘清关键挑战和机遇。从国内方面来看，书中重点聚焦那些影响中国科技进步和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因素，指出“老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包括高投资、出口导向以及大规模城市化等。主要有三点不足：第一，原来的发展模式投资效率显著下降；第二，过去粗放型发展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第三，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长期依赖于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
现实而言，摆脱传统的、旧的增长路径依赖需要花费很大的心血，而中国在过去十年的战略布局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是创新驱动，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科技自立自强。书中也提出了一些主要影响因素，比如科研管理系统的过度行政化、关键核心技术的外部依赖、金融体系和科技创新的匹配不足等。在国际环境方面，书中总结梳理了美国对前苏联和日本的科技遏制、科技打压的案例，而当前中国也面临来自美国的科技竞争，包括“系统脱钩”“卡脖子”“去风险”。
相较而言，中国在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所面临的环境更复杂，“逆全球化”的挑战更大。
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经验
书中指出，即使在外部技术封锁、内部计划导向结构性的约束下，中国所取得科技进程依旧是坚持对外开放的成果。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最初的成套设备引进到本土技术研发，率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将后发优势释放出来，并提出了开发开放政策，设立经济特区，开展招商引资、技术引进和出口贸易。借助比较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庞大的市场。
中国逐步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平均增速超过5%。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997年-2007年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年均1.45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39.2%由市场化所贡献。
因此，可以归纳中国在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过程中的两点经验，即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方向，这些成功经验对其他后发国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回归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启动和追赶过程中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探索到逐步寻找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并最终实现从计划经济成功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从几次转型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国从一开始就立足于自身的国情历史，在异常复杂的内外部发展形势和环境中实现了逆风成长。
早期依赖前苏联的援助开启工业化进程，随后开始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探索，其间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但始终坚持学习和模仿国外先进的工业化模式，实现追赶目标。从学习和引进前苏联的技术设备，到学习模仿德国、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模式，将工业化不断推向新的高度，最终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为未来的经济转型和制造业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上，正是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重要经验积累。反观其他后发国家，一方面在制造业领域失去份额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基础研究薄弱，缺乏自主创新。
笔者此前总结梳理了数十个后发国家的转型经验，结合本书的案例研究发现，后发国家成功转型主要有三大有利条件或者说发展要素。一是抢抓第四次科技革命启动的重大机遇期，完善产业政策，引导本土企业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形成研发、生产和成果转化的完整体系，比如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弯道超车”。二是探索从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产业和专精特新行业入手，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拳头高科技产业链。三是发挥金融要素市场功能，进一步探索构建产业基金、主权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多种投融资体系，建设差异化的产业集群。
“十五五”时期是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一是夯实基础，二是培育新动能。过往经验看，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规模跃升，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既源于内部持续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也着眼于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在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发力。展望“十五五”，中国如何进一步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以“创新驱动+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实现新的跃迁。国际比较看，只有少数经济体真正实现跃迁，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技术陷阱”，除了技术进步的因素，还有制度和市场因素的深层次影响。中国经济实现跃迁的经验表明，实现制度、市场和技术的要素最优组合，有助于发挥更大潜能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有望达成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路径选择
书中概括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必备的三个条件：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
究竟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核心还是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予以突破。比如在科技创新方面，不仅涉及技术本身，还包括教育体系、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科研管理、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同时，在制度和市场层面，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也不是单一的策略，而是需要更完备的路径选择。
书中提到了两个比较新的概念，一个是科研思想市场，另一个是开放的企业制度。前者毫无疑问指向的是开放的国际科研交流合作环境，以及国际科研人才的互联互通，吸引国际人才；后者更多指的是企业的国际化，摒弃过去追求份额或“追随者”的思维，站在开发的视角，拥抱全球化，在技术标准、规则、规制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其一，稳步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稳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解决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等结构性问题，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稳慎推进金融改革，促进要素市场改革等举措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空间。书中提出，中国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在于科技领域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倡导的是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开放、互通、协作、共享的科技创新和应用平台，促进协同潜力，完善产业链和供应链，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二是发挥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定位、功能作用和边界，健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新提供便利，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书中强调，推进国有风投管理模式的市场化转型，近年来比如深圳、苏州等地的国有创投基金在引领科技创新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其二，扎实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实现产业链价值链提升。一是抢抓第四次科技革命启动的重大机遇期，完善产业政策，引导本土企业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形成研发、生产和成果转化的完整体系。书中提出构建创新驱动的“三位一体”模式，促进科学探索、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良性循环。二是探索从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产业和专精特新行业入手，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拳头高科技产业链。比如爱尔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力发展软件和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产业，成为全球重要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服务出口国，其中高科技出口在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达到53.5%。三是发挥金融要素市场功能，进一步探索构建产业基金、主权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多种投融资体系。比如，波兰积极发挥“欧盟资金+国家政策+企业投资”的协同效应，建立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护城河”。书中特别提到，发挥金融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之间的协调者作用，以及鼓励国有资本在风投中扮演重要角色。
进一步思考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书中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得益于技术升级转移，曾经大量应用了欧美国家的技术。但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逆全球化成为新潮流，比如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采取“系统脱钩”和“卡脖子”的做法，这些经验同过去美国对前苏联、日本的科技遏制、科技打压的模式差异很大，而且中国的经济体量规模已经不同往日，作为超大型经济体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所面临的挑战更大、困难更多。
书中指出，在更开放的情境下进行举国体制式的创新，在更开放的政策中谋求创新经济。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新评估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的阶段，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于后发国家而言，实现弯道超车的潜力空间较大，包括中小型经济体的跃升，比如瑞士、爱尔兰、新加坡等，无一例外都在科技创新领域持续倾注资源，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附加值的中高端产业，因而能实现经济体量的跃升。
书中认为，技术上无法跃升，工业发展的相对优势就容易被取代，进而形成工业化早衰的局面。国际比较，全球多数后发国家依托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土地等资源，承接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转移，完成了工业化的基本使命，逐步改善经济发展落后局面。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发国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后发劣势问题愈发突出。
研究表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明显差异，而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并不必然存在矛盾和对立。
实践证明，一些过去成功迈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或地区未能坚持自身的发展道路，或改革的步伐过快、过激，或无视现实条件，导致金融自由化、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发展失衡等问题。比如巴西、阿根廷2015年-2024年的经济平均增速分别为0.9%、0.2%。无论是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核心还是技术创新。书中所构建的“三位一体”模式，同样有赖于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同作用，比如国有资本参与的风投、金融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等，并重视市场化的运作模式。
书中强调，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现实而言，后发国家的经济规模跃升面临的挑战更大，一方面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是高科技产业的瓶颈，无法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作为大型经济体，过去十年的体量规模逐年跃升，主要在于强抓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书中提出，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拥有巨大的制度优势，能在全国上下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合力。中国的成功经验表明，后发国家一方面可以通过围绕市场经济制度改革、营商环境建设等打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另一方面则依托科技创新引领解决后发劣势问题，提升价值链地位。郑永年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由基础科研、应用转化与金融支持构成的科技进步“三驾马车”理论，与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高度契合。“十五五”将是中国迈向科技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阶段，将有望进一步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规模体量的跃升。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