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高地缘冲突风险
■常思纯
日本政府日前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新规不仅原则上解禁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更明确规定，特定情况下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批，可向处于武力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口武器。日本此举彻底突破战后80多年的和平底线，不仅严重冲击东亚安全格局、侵蚀国际军控体系，更将给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造成多重危害，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以坚决反对。
日本此次调整，既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与国内和平宪法准则的双重逾越，更是对既有国际法理的公然背离。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明确要求，对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实施彻底非军事化改造；《波茨坦公告》第十一条明文规定，日本必须完全解除武装，不得保留“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日本此前长期推行的武器出口管制，本质上是其履行上述国际法义务的体现。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国家交战权、恪守“专守防卫”原则，不得保有对外作战军力，禁止军事力量向境外延伸。此番修改意味着日本可通过武器出口实现军事工业力量的境外投射，从根本上动摇其战后“和平国家”的基本定位。
从现实影响来看，日本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将显著推高亚太地区地缘冲突风险。其一，日本的武器出口带有鲜明的地缘战略指向，重点聚焦“印太”地区的矛盾热点区域。通过向周边特定国家输出先进武器装备，日本正试图以“防务合作+装备输出”的双重方式，打破地区原有军事力量平衡。这种深度介入地区安全事务的行为，易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进而触发区域性军备竞赛。其二，借助武器出口，日本得以与美英澳同盟实现深度绑定。从向美国返销“爱国者”防空导弹，到与英、意联合开发新一代战斗机并计划出口至第三国，再到借共同开发之名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不仅在技术层面强化与盟友装备的“互操作性”，更在战略层面参与构建以自身为关键节点的协同防御网络。这将压缩地区多边对话协商空间，加剧亚太地区陷入阵营对峙的风险，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更值得警惕的是，武器出口管制的层层松绑，正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与扩张提供实质性支撑。首先，军火贸易的巨额利润将摊薄高昂的武器研发成本，破解日本军工产业长期存在的产能不足、造价偏高的困境，逐步搭建起技术研发、批量生产、全球外销一体化的全产业链闭环，重构支撑其军国主义野心的物质基础。其次，保留完整且庞大的军工产能，使日本能够快速实现先进武器装备的迭代更新，并通过军工复合体建设完善动员能力，重塑对外军事行动能力。再次，以武器装备输出为重要抓手拓展地缘布局，借军工产业对外渗透拉拢亚太国家，日本刻意构筑其预设的阵营对抗格局，给地区安全带来潜在隐患。
从日本国内政治生态来看，此次修改过程凸显出明显的行政集权倾向。日本政府动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动政策变更，绕过充分的议会辩论程序，无视在野党的合理质疑，刻意压缩公众讨论与媒体监督空间。这种强行“闯关”的操作，不仅凸显出日本右翼政治力量急于推进“军事大国化”的激进野心，更严重撕裂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和平共识，将给日本未来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走向埋下深重隐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刊于4月28日人民日报03版
日本放宽武器出口必将自食恶果
——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现实威胁
■孙菲
4月21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此次修改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加速军事扩张的关键一步，意味着战后日本坚守数十年的武器出口管控体系彻底瓦解。
事实上，日本防卫装备出口政策，经历了一个渐进突破、相关原则不断被打破的过程。1967年日本出台“武器出口三原则”，确立了限制性武器出口政策。1981年通过国会决议确立了全面禁止武器出口制度。但自1983年起提出允许向美国出口武器不受相关限制，2006年又决定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向印尼提供武装巡逻艇。2014年，安倍政府强行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玩弄以“防卫装备”取代“武器”、以“转移”取代“出口”的文字游戏，虽然将装备出口限于救援、运输、警戒等5类非战斗装备，但成功实现了从“原则禁止”到“原则允许”的危险转向。
在实施过程中，“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屡被突破。2023年12月，日本正式允许向其授权的国家出口成品杀伤性武器，并决定向美国返销“爱国者-3”防空导弹。2024年3月26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再次修订原则运用指南，解除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向第三国出口的限制。2025年8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向澳出口11艘“最上”级护卫舰的采购协议。
高市政府的此次修订，更是彻底撕掉伪装，实现了“原则允许”的制度突进，全面允许战斗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出口。“向冲突中国家出口”的例外条款，也为日本向当前地区冲突相关方输送杀伤性武器打开了法律通道。日本军备若直接介入国际冲突，不仅会延长战火提升烈度、加剧人道主义危机，更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连锁反应，刺激地区局势不断升温，冲击相关地区和平稳定的根基。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此次修订直接取消了国会事前审批这一“刹车措施”，暴露了高市政府试图架空立法监督、规避民意约束的意图。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将军工集团利益与国家政策扭曲捆绑政治逻辑的直接体现。
高市政府放宽防卫装备出口，经济上的驱动力是国内军工企业的利益诉求。三菱重工等日本军工巨头长期受制于出口限制，产能与市场难以拓展。政策松绑后，日本军工产业将形成“研发-生产-出口”的完整产业链，加剧利益绑定、政策绑架与政治生态扭曲。而在政治层面，这一动作则是日本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重要一环，也是其妄图摆脱战后体制的最新举动，为高市政府推进修宪进程进行铺垫。
当前，日本防卫政策正经历战后最剧烈的转变，高市政府从制度、预算、部署等维度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构建“可实战”军事体系，严重背离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然而，历史早已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出路，背弃和平承诺必将自食恶果。日本政府应当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立即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安保政策调整，重新回归和平发展的正轨。同时，国际社会应共同抵制日本军事扩张行径，遏制“新型军国主义”的滋长蔓延，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全球军控体系。
本文刊于4月26日解放军报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