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根据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七千多年前，今河北地区就有聚落。聚落之称为“村”，似始自三国时，《三国志·魏书·郑浑传》有“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语。
华北在中国古代曾是中心地区，分布有比较密集的村落。但当近代学者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时，却常发现华北村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明朝初年。李景汉先生在其著名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论及东亭乡62村的起源，说只有故城和霍城两村有比较久远的历史，其他各村在明朝以前的情况已无可考究；除极小部分外，都说是五百年前燕王扫北后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燕王扫北，应即是燕王朱棣与其侄建文帝为争夺帝位而在河北山东等地进行的长达四年的战争。所谓扫北，实是征南。李先生说，民间称燕兵衣饰红色，将人民被杀称为被“红虫吃了”。这一说法虽于史无征，但历来的战争造成人稀地旷，所谓“淮以北鞠为茂草”的荒芜局面，确是事实。朱棣夺帝位得手的当年，就命户部将山西太原、汾阳二府及泽、潞、辽、沁、汾五州的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移民北平各府州县，永乐二年、三年、十四年、十五年都有类似的措置。移民来自山西各地以及其他地区，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成为明初向河北及河南、山东移民之象征，其历史依据就在于此。当然明代移民充实北方荒芜地区，并不始自永乐，从朱元璋开创明朝之始就已实行。其原因在于，华北自汉末以至明初的一千多年间，由于经常的大规模战乱和落后民族的掠夺统治，社会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河北人口在元代已大幅度下降，故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从洪武四年起就几次从山西泽州、潞州、沁州等地组织移民到北平、大兴、宛平、固安、真定、大名等府州县。
历史上人民所受灾害和明初移民充实北方，在地方志中有许多反映和记载。万历《保定府志》颇值得重视。其卷二《地理图志》记清苑县云：清苑当“金、元用兵之际，至有举城罹锋刃，老幼无孑遗”。涞水县旧志云：“金贞祐元年十二月七日，保州城陷，尽杀老少，惟技艺得免。”先杀老人，两天后再下令“无老幼尽杀”；有一田孝子因有技艺而得以逃脱，埋葬其父。“自是郡城榛莽者十七年”，战祸杀戮之惨竟使一座府城变为荒野达十七年。《保定府志》修于明朝万历年间，对金、元之祸自不讳言，距永乐时期的内战亦为时已远，所以也敢提到“燕王扫北”造成的灾难：“靖难师兴，远近转战者数年，燕民之凋残亦不少矣。”《府志》记满城县在洪武初编户二十里，永乐中并为十一里，“土民八，迁民三”“俱永乐中徙山西羡户填实畿辅者”。又记府属博野县，编里社二十一，迁民有三社，“乃永乐中迁山西民以实其地”。容城县里社六，迁民居其一。完县里社十八，迁民亦一。蠡县里社二十九，迁民有三。高阳县里社十四，迁民有二。光绪直隶《南乐县志》卷十“晋民内徙”条云：元明之际，河北遗民略尽，永乐二三年间，两诏徙山西民实京畿。今境内居民迁来者十之八九，大抵多出平阳诸府。迁时皆自平阳府洪洞县分发，今人多言老家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老鸦窝底下，盖相传之语皆言自某处来而反忘其本籍所在也。对于迁民多来自洪洞县之说，这不失为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些都是山西移民组成保定府各县里社的明确记载。
光绪直隶《定兴县志》“赋税志·户口”记：“明永乐二年移大宁民实畿内，定兴氏族半出小兴州。”朱棣得位后，即放弃大宁都司，以其地畀兀良哈，人民移居内地数逾数十万，这是朱棣除“扫北”以外造成的又一类移民。大宁都司旧有兴州各卫，故定兴县民有“半出小兴州”之说。
光绪直隶《乐亭县志》记屯社云：京东州县有社有屯，土著曰社，迁民曰屯。盖因明永乐初靖难兵起，郡邑残破，因召南方殷实户与土人相错而居，遂以名焉，其制与在民曰社在军曰屯异。城东有社二、屯二。城南、城北各社一、屯一。城东南社二、屯一。城西南社五、屯一。城西北社二、屯三。光绪《丰润县志》引旧志亦云：明永乐二年始编社屯，以土民编社，迁民编屯。光绪《滦州志》纪事：永乐元年迁南民来屯；二年编社屯，时州民残破，至是土民复业，迁民亦至，土民编社四十一，迁民编屯二十六。所记大略相同。
光绪直隶《巨鹿县志》记里社，城东南有称为“移民社”之社，村庄十三；并据旧志云：“永乐初，京师草创，乃迁山西洪洞县五百余家开垦荒地，是谓迁民。”光绪直隶《故城县志》记劝屯乡亦云：“劝农屯乡俗呼劝屯，上接坊市，为邑东境……明承元末，民稀土芜，后迁江西、山西民填实附籍，任力垦田，曾设劝农主簿以领之。”这里的移民不仅另立乡里，而且曾设专官以治。吴汝纶《深州风土记》“赋役”：深州北十屯乃民屯，洪武时迁山西泽、潞，民分垦河北诸州县田，谓之民屯；土人以社分里甲，迁民则以屯分里甲。吴的记述与上述县志所记略同。
不仅直隶，山东亦然。道光山东《长清县志·地舆志》：洪武中所置里甲，多元末土著，永乐间诏徙直隶川陕等处民占籍清邑，分隶各仓里屯。光绪《菏泽乡土志》“氏族”记大姓十四家，其中郭、何二氏，均原籍山西洪洞，明初迁来；光绪三十四年（1908）《肥城县乡土志》记王、尹、朱、阴、安、董六族，均于明初自山西洪洞迁入。光绪末《高唐州乡土志》云：本境自前明永乐年间南北用兵，百里之内几无人烟，诸姓皆自明中叶迁来。《陵县乡土志》“氏族”：康、石、许、李、窦诸姓多于明永乐、成化等年间迁来。
志书上记有很多移民家庭的小史。吴汝纶前书记明以来的人谱，有：深州枣科村张氏，其始祖张成于永乐二年自山西洪洞迁深之康家庄，其子荣徙枣科村。深州西阳台村张氏、起凤庄赵氏、礼门寺村李氏、润家庄李氏、大寺庄高氏、白宋庄郭氏等，先世都于永乐年间自山西洪洞县迁来。光绪重修直隶《新乐县志》卷三《义行》记明朝四人，其中两人其先人都是永乐年间移民新乐，又一人原籍凤阳，从常遇春北征，因伤留于新乐而为土著。光绪末年山东高唐州、恩县、陵县等州县乡土志都称：前明永乐年间，本境适当其冲，百里内几无人烟，诸姓有自洪武、永乐或明中叶自直隶玉田、枣强和河南及山东其他州县迁入者。光绪《良乡县志》据碑记、墓志，称有张姓杨姓，均永乐间从龙北上，分从江南武进及山西潞城移居良乡，并称“吾乡土著，多系明成祖迁徙之户”。民国山东《临朐续志》对县内233姓氏的来历和始居地做了调查，除人数较少的姓氏外，其较大的45姓都确定为外地迁民，迁入时间自宋元以至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都有，而以明朝洪武、永乐较多，亦有迁于明朝宣德、万历、天启时期者。其迁出地以山西或山西洪洞为多，亦有辽东、直隶枣强、江苏下邳、安徽青阳、浙江山阴等地，并颇有迁自本省其他州县或本县其他村镇者。
由迁民组成的社屯，自必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村落。这些村落是新创的，历史自然只能追溯到明初。但从以上摘引的一些州县志来看，迁民组成的社屯数量在一个县中并不占多数。至于单个的移民家庭，记载虽然很多，但不一定都会形成村落，他们可能成为迁民社屯中的一分子，也可能融入土民里社中的村落。许多移民者的族谱，使我们了解当时移民的广泛和数量众多，但难以由此而确知增加了多少移民的村落。一类情况是，如临朐李氏，初祖于南宋时自山西洪洞迁朐城西南李家桑村，林氏于明初由西河郡迁朐城东南林家庄，高氏于明洪武二年由安徽青阳迁朐北关及高家庄，薛氏于洪武初由山西平阳府河津县迁朐城东北薛家庙子等，从村名似可推想这些迁民建立了新村落。另一类是，上述深州大寺庄高氏于永乐二年自洪洞迁来；而据光绪年间的“深州村图”，大寺庄此时已有222户，在生员、耆老等栏目中，有文生三人，二人高姓，武生二人，均高姓，耆老三人，一高姓；但此外至少还有张、朱、吴、曹、刘、马诸姓。该村是否高氏迁入时始建村，记载不明确。深州李氏先人墓碑称李氏系出山西，永乐二年始迁州之利仁村，七世后卜居李村。利仁村据说始建于唐朝，是早已存在的村庄，李村则可能是李氏七世后人所拓。又如上述永乐二年从洪洞迁深州起奉村的赵氏，此前该村名谷家庄，自元代起即已立村。所以，以移民之多而附会为绝大多数村落和所有这些移民始迁的村落，都始建于明初，甚至说都建于永乐二年，是缺少根据的。
明初移民是历史的一部分，需要重视和研究；明初移民以前就已存在的村庄，更是先人创造历史的遗产，尤值得发掘。今深州之唐凤村是一古村。《深州风土记》记古迹：“明成化年法宝寺碑云：昔人有得唐墓志者，墓志中即名此村为唐凤。今在州西北二十五里。”虽唐凤之居民有明朝洪武中自南方迁入者，但村是古村，由此确定无疑。宋天禧五年静安东岳庙碑记有当时的乡里村庄及村官之名，其碑首有“南庞村、大赵村、小赵村、唐坊、李家庄六村社众特起东岳庙”云云；又有“静安县魏公乡舍人村大伯郝文、社官二伯刘和、社录赵用诚。东魏村杜家庄社长杜诚、二伯张绪、社录杨元吉”“和乐寺村社长康隐、社政直维从、社录李颢”等名称；又记有安平县乐安乡角丘村，静安县孝仁乡刘广文村、禅院村，司马庄少府村、刘家口村；这些村至明清仍旧。静安为元朝深州州治所在。天禧是北宋真宗年号，天禧五年为1021年，则这些村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又有延祐七年魏公乡小赵村重修东岳庙碑，碑阴记有杜家庄，该庄明清时在州城西八里；又有康家庄、南康庄、庄科头、杜林、北张、中庵、南佐、北佐、中佐、悟因寺等11村，并见于上碑。延祐是元仁宗年号，该年为1314年，则这些村也已有至少六七百年历史。
研究村落悠久的历史或移民建村的事迹需要确切的根据，否则只可暂置不论。《栾城县志》于“村镇”项下除列举各村人文地理外，并综说各村的分布和历史，何村前朝已有，何村本朝始建，虽未列举根据，尚可参考。至于民间之传说，虽很宝贵，应该搜集，但在利用为历史资料时，对其真实性应予验证。深州有一名为“护驾池”的村庄，本名傅家池。《元史·百官志一》记河仓就有傅家池仓，而民间讹传为刘秀在此被王莽追赶遇险，大将马武护驾来迟，故名村为“护驾迟”。如果没有历史文献记载，“护驾迟”就是一个动听的故事了。同样，如果没有对一些古碑记录和文字历史的考察，有些千年古村也可能湮没或者被加上何种传说甚至故事了。
传统中国的大地，除京师和省府州县治所所在地以有城墙为特征的“城”以外，就是广大乡村地域，而在乡村地域中自然形成的基本单位就是“村”。“落”即是“聚”。自魏晋南北朝隋唐逐渐形成以“村”称乡间聚落以来，乡间的大小聚居地，通常都可称为“村落”，或称为“村庄”。在地理上，村落可能是指一个集结居住的区域，或指若干个居住点、或几个散落的农庄（即西方所称的homestead）的中心点。19世纪末西方人估计印度四分之三人口住在50多万个村庄中，认为中国的村庄数不会少于印度。中国的人口数超过印度，实际上，当时中国村庄的数目也可能超过印度。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估计中国农村人口8亿人，居住在500万个以上的村落中，这样的居住点平均人口为160人，约30户。此前一个多世纪即19世纪后期的晚清中国，乡村人口究竟有多少，没有确切资料；姑以3亿-4亿人计，每一自然村庄平均如为160人，则应有200万个村庄以上。即使认为村均160人的数字偏低，把它升高一倍，说19世纪末中国有上百万个村庄，大概不致有大的错误。
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南北部的地理特征有明显区别，比较干旱的华北地区，即包括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以至陕西等北方诸省区，可作为一个地理的单元。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作为中华文化范围内的一个文化单元。这一地区的村庄有着不少值得研究的特点。在历史上，华北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北京周口店遗址显示了古人类的活动。同样，华北也有最早的古代聚落遗址：据考古资料和研究，河北武安县磁山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距今七千多年的房屋和聚落遗迹。最初的居住点出现在山区，以后逐渐发展到丘陵和平原；四五千年前华北平原就开始有聚落的分布。村落的出现和形成固然已有久远的历史，但由于自然和人为条件的作用，村落的兴废却有很多变化。从西周到秦汉，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在华北。秦汉时期的州郡、人口，大部分集中于华北，但从汉末到明初的一千余年间，受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华北经济文化大为衰落，人口大减，14世纪元代灭亡时，华北大部分地方地旷人稀，一片荒凉。这是我们研究晚清时期北方村落的大背景。
历史遗存虽然仍可证明不少村落确在唐宋时期甚或更早时期就已存在，但其具体的历史已少有记录，20世纪对华北若干地区的调查显示，许多村落的历史只能朦胧地追溯到明朝初年。根据西方学者甘布尔（Sidney David Gamble）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研究的结果，河北村庄的第一位住民是15世纪初从山西来的逃荒难民。明清以降，幸还有不少中西记载，使我们对晚清以来的村落的认识，得到不少曙光。其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几种约在光绪初年即19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深州村图”和“青县村图”，以及晚清时期写成的记武清县各村概况的《城乡总册》，它们和晚清时期众多的地方志以及西文记叙，为我们对华北乡村的研究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
华北平原是宜农地区，经过两百年相对和平的环境，到19世纪中叶，已经有了密集的村庄和相当成熟的农业。19世纪50-60年代，一名西方入侵者描述道：从大沽到天津的最初30里路上，有数不清的村落，一个挨着一个，村落间的土地，大都是经精心照料的果园，村庄和村中的房屋都建得不错，不少房子是砖砌的。又报道：张家湾是一个有城墙的古老城镇，现已破旧，城内大部分是空地或菜园；但在这座凋敝的城镇周围，密布着建得很不错的村庄。19世纪欧洲人对华北平原的印象，都认为这是一个人口多、村庄密的农业区。当时人描写：“当我沿运河岸边步行时，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种着冬小麦和烟草的土地……走近村庄，总有一片片菜园，里面种着山东大白菜、胡萝卜、大头菜、洋葱和其他可以用于烹饪的植物。”又有人报道：在北京附近的地区，“很难碰到人口比这里更密集的平原，到处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村庄”。
华北平原的近海地区虽然发展稍迟，但至19世纪70年代时也早已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村落。从直隶渤海湾岐口到沧州的道路上，一个名叫仔村的小村只有10户。还有只3户的小村。一个名为马营的村共25户，外观不错，户外有些牛和小马在活动。一个名为辛庄的大村，有300户，房舍和村民的穿着都较好，耕作地面较广，在好年景，粮食自给有余。又有400户的大村名王墟祠，环绕有4尺多高的护堤，以防洪涝。在北京去天津路上，沿白河岸的北仓，是一大村，建有砖砌的房屋，贮存着漕米。
19世纪末，有住在山东的外国人做了一番研究：选择一个半径为10里的区域，调查出这一圆圈内有64个村，共12040户，约60200人；最小的村有30户，而最大的村有千户以上，平均每村有188户。他们选择的调查区在直隶州所属的临清县，比较富庶，村落较大，人口较密。他们认为，河北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及山东西部的乡村，即广大的华北平原地区，和他们选择做调查的上述区域乡村的密度相近。
但临清是一个水陆交通便利的富庶地区，以临清地区的情况而推广做更广泛的观察，不会都符合实际；临清难以作为村落规模的代表。以下试选择比较一般的可能有更大代表性的若干地区，以考察村落、户口规模等情况。
清京师东路同知所管辖之武清县，是一较大的平原县；大小村镇约492个。据《武清城乡总册》，晚清光绪年间，县属最大的王庆坨村有2500户之多，但也有三五户的小村，全县约24835户。以该县村镇数平均，每村镇约50.47户。全县不同规模的村镇分类统计如表1。
说明：武清县500户及以上3村中，本城村640户，王庆坨村2500户，义光村830户。总的看，武清县50户以下村约占总村数的70％，百户以下村则约占总村数之90％。
直隶正定府栾城县是一中等县份，处于华北平原中心。据同治《栾城县志》，栾城县包括县城及四关在内，共有151个村镇。以与武清县同样的标准区划村庄，各类村庄占总村数百分比，如表2所示。
栾城县50户以下村占35％，百户以下村约占80％。
与栾城相邻不远的青县，留下了大体属于同一时期的较详细的村落调查资料“青县村图”。这是属于天津府的一个平原县，县城在内，共435村镇，村落的规模、分布及各类村庄占总村数的百分比，如表3所示。
与武清、栾城相比，青县百户以下村约占85％，大于栾城，小于武清。
望都也是直隶省的一个平原县。据光绪三十一年《望都县乡土图说》，县城在内，115村镇的规模，如表4所示。
说明：《望都县乡土图说》共115村记有户口田亩数，但颇多记作“十余”“百余”者，今统以“13”作“十余”，“110”作“百余”计算。又有一些村有口数无户数，另一些村缺记。今据民国《望都县志》卷二“历代户口表”中光绪五年户数、人数所得之户均人数4.27人补计。
望都县百户以下村不足60％，远少于上述各县。
同样留下晚清光绪初年较详村落资料的，有深州。深州在清代的行政地位为直隶州，但村落资料只包括州的本境，也就是等于一个县的资料。我目前手边有的是“深州村图”的西南、西北、东南三路284村的资料，据以制成以下之表5。
深州本境百户以下村数不足60％，百户以上的较大村达40％以上。本文所举十余州县例证中，大村以深州为多。
清代时期直隶定州为直隶州，与深州相同。据道光三十年《定州志》，州城包括东西南北大街和东南西三关，但州城户口资料与四街三关之和略有不符，今以州志中“州城”一目所载之户数计入。定州本境有明确户口资料的共412村。其规模情况如表6。
定州百户以下村数近70％；较大村数量不及深州多。
正定是华北平原大县，为正定府和全省首县，曾是巡抚驻地。光绪《正定县志》载县城户口繁盛，达2591户，而全县12社分领214村，记有户数的210村，连县城共211村。其户口规模如表7。
正定百户以下村不足七成，相对地，百户以上的较大村数近似定州。
太行山东麓与燕山南麓的冲积平原是华北人口最密集的地带，20世纪学者对之有不少研究。有的著作认为，华北平原的村庄规模较大，晚清时期今河北省境内村落的规模大多超过百户或平均约百户，深、定等地尤多巨村云云。但从以上各平原州县的村落规模来看，19户及以下的小村，数量较少，只青县、定州稍多，各有10％左右，但武清县则达20％以上。99户以下的中小村落，在七州县都占多数——青县85％，栾城80％，定州70％，正定68％，深州、望都均约59％，武清县甚至近90％。百户以上较大的村，深州、望都占40％以上，正定约32％，定州约30％，栾城约20％，青县最少，不到15％。300户以上的大村，各州县都只有少数几村。可以说，在华北平原，百户左右及百户以上的村庄虽不少见，但不占多数。
直隶唐县是半平原半山区的县。据光绪《唐县志》，其“县境山居十之五，水居十之二，平原仅十之三四”，包括城关，有户口可稽的村镇264个。另有80余村属于邻村代管，大都无户口资料，仅倒马关代管的10余村，据记其中一村有40户，一村30户，一村13户，一村10户，其他都是一两户、三四户的小村。以此推测，被代管的村可能大都是小村；将这80余小村略去不计，以264村的户口资料来分析唐县的村落规模，其结果可能稍稍偏大，但影响应是轻微的。这264村的规模如表8。
这一个半山半平原区，99户以下的中小村约占69％，而100户以上的较大村占31％，与定州、正定规模相仿。如考虑到被略去不计的80余小村，唐县百户以上较大村庄的比例实际应在25％以下。
晚清时期的滦州包括今唐山市，境内有燕山余脉，有丘陵，有滦河冲积平原，人口繁富。据光绪《滦州志》，州本境75697户，561607人，包括州城共1346村。其规模如表9。
这一有50余万人口、一千数百村镇的大州县，百户以上之较大村却不足12％。
再看基本是山陵地区的延庆州的村落。据光绪州志，延庆州在光绪初年包括州城599户、3352口在内，有户数可稽者共221村镇。其概况如表10。
可见延庆州的村落以小村为主，绝大部分是20-99户村，特别是20-49户的小村，占了半数以上，其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平原地区。它有一处500户以上的大村——永宁城，原是永宁县治所，撤县归并于延庆州后，县城成为州所属的一个村镇。这与青县相似。青县以中小村为主而有一个孤立的700户以上村，是由于顺治年间并入青县的兴济县，其县城成为青县之一镇，而兴济镇是兴旺的手工织物市集，全镇有800余户。
从以上十余州县的资料来看，各县的绝大多数村是中小村庄。如取这些县村庄的平均户数，情况如下：深州（三路），284村，31132户，村均109.60户；正定，211村，22247户，村均105.44户；望都，115村，11303户，村均98.29户；唐县，264村，22967户，村均86.99户；定州，412村，34836户，村均84.55户；栾城县，151村，12121户，村均80.27户；青县，435村，27643户，村均63.55户；滦州，1346村，75697户，村均56.24户；延庆，221村，11915户，村均53.91户。
各州县中只深州、正定的村庄平均达百户略多；望都近百户，其他州县，村均50余户者三，60余户者一，80余户者三。这样的平均数大多包括各州县的州县“城”在内，如除去州县“城”的户口不计，单纯以“村”论，村均户数还要下降不少。如正定县，若不包括“城”，村均户数不及百户，只有93.60户。
1915年，有直隶省的“视学”对各县风土做调查，出版有《直隶风土调查录》。据记：保定县仅36村，大村不过百余户，其余为小村；宛平县，383村，百户以上者74村，50户以上者111村，50户以下者198村；平谷县，72村，达300户者45村，余皆数十户；怀柔县，110余村，大村200余户，小村则二三十户、四五十户；雄县是小县，过500户者1村，过百户者23村，百户以下80余村；南宫县，400村，过百户者十之三，不及者十之七；卢龙县，420村，大村约三分之一；平山县，580村，满百家者数十村，其余村或数十家或数家；定兴县，252村，百户以上及以下各百余村；阜平县，247村，大少小多，大者不过百家，小者数十家或十余家或三五家；怀安县，村落近300处，平均每村不及百家。亦有记大小村各若干而无具体户数者。其时去晚清不远，村落的规模不可能有大变化，所记应可参考。结合这位“视学”的调查，更可说明，如以直隶为例，晚清华北实际是中小村落居多。这对于研究华北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是有基础意义的。
（本文摘自王庆成著《晚清华北乡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