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前后，广袤田野上，生机盎然的春耕画卷正由南向北徐徐展开。人们躬身田间，把希望播进沃土，用勤劳的双手延续古老的农耕文明。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华民族在长期农耕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数量庞大且类型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并将其活态传承至今。这些农业文化遗产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融合发展的复合型文明，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迈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历程。为此，中国民族报特邀三位专家，共同聚焦农业文化遗产，探寻沃野田畴中的文明密码。
主持人：中国民族报记者文静
访谈嘉宾：
宋元明，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科技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
杜新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青年研究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卢勇，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
何以独特：
“多元性”“活态性”“世界性”
记者：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截至目前，中国已有25个项目成功列入，总数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哪些特点和价值？
宋元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最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多元性”。中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生态环境差异明显。正因为自然环境千差万别，各地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摸索出了一系列适应本地条件的农业生产方式，由此形成了类型多样、特色鲜明的农业文化遗产，展现出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交织共生的多元图景。比如，2012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地处农牧交错地带，体现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交融共生的独特样貌。
▲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2012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同时从保护的角度来看，农业文化遗产所保护的是一个由农业景观、传统生产知识与技术、社会组织和民俗文化等共同构成的复合系统。也正因如此，它更鲜明地体现了生态多样性、技术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杜新豪：“活态性”也是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一个鲜明特征。农业文化遗产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静态展品，也不是仅供参观的历史遗迹，而是直到今天仍然在生产、在传承、在发挥作用的农业系统。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传统农业系统至今仍在为全球大约20亿人提供食物和生计支持。比如，2005年中国首个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其稻田养鱼的传统历经千余年传承至今，并在乡村振兴与旅游发展的协同驱动下，迸发出新的活力。
所以，农业文化遗产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活态”保护。通过对遗产的认定、保护与支持，让这些濒危的传统农业系统得以继续运转与持续演进，不仅为当下的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支撑，也为应对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极端气候频发等问题，提供实用的技术知识体系与经验借鉴。这点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再强调的。
卢勇：“世界性”也是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之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应对全球农业系统面临的威胁、寻求可持续解决方案的背景下，重新发掘传统农业的价值、积极汲取传统农业的智慧，已成为全球共识；另一方面，该项事业最初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环境资金（GEF）的支持下，联合相关国家与国际组织于2002年发起，因此“世界性”是农业文化遗产与生俱来的特性。
▲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业系统，2018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的农耕历史长达万年，在前工业文明时代，长期代表全球农业的最大规模、最多类型与最高水平。农业文化遗产既集中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又以超越国家的规律性、通达性，为全球粮食安全、生态治理及乡村振兴等世界议题贡献中国智慧，是中华民族赠予人类文明的瑰宝。
何以共生：
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
记者：各族人民“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垌田、同饮一江水、同建一家园”，这是中华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传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活态传承，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如何见证各族群众的共生共荣，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宋元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见证，既体现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物质联结上，也体现在由此孕育出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共鸣上，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
从物质层面来看，农耕技术、经济往来及饮食习惯等要素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发展的重要基础。以稻作为例，考古研究表明，亚洲稻的栽培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百越族先民对野生稻的驯化、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粒以及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灌溉系统，均印证稻作文明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不断积累、逐步拓展的。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多地区、多民族共同参与、携手创造的过程。再如茶文化，茶叶的栽培、制备与饮用技术同样发源于中国，其早期在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传播与发展，凝聚了当地彝、苗、傣、布朗等民族对共同饮食习惯的传承与创新。
从精神层面看，农业文化遗产还通过民俗、饮食文化及节庆活动，持续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例如，围绕稻米文化形成的端午食粽、社日祈丰、年节祭稻等习俗，历经世代传承，成为多个民族共守共传的文化传统。又如采茶、制茶、祭茶神等仪式，在云贵高原各民族间世代传承。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文化遗产在长期延续中还沉淀出一系列共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比如“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与“守望相助”的实践传统。这些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生存哲学与价值准则，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层的文化基因。
杜新豪：中国有两项以稻田养鱼为核心技术特征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一是2005年入选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二是2011年入选的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这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的。此外，根据著名稻作史家游修龄的研究，原本生活在中国南方“饭稻羹鱼”的百越先民不断迁徙，其后裔中居于黔湘桂毗邻山区的侗族人、居于云南的傣族人，以及居于浙江东部的山越人，都分别发明了稻田养鱼技术，这更确凿地证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共创共享的成果。
▲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2017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甘肃省迭部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再以2017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为例，其形成与发展也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典型例证。该系统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年前畜牧文明的萌芽阶段，蜀汉时期引入内地农耕技术，吐谷浑时期实现中原农耕文化和藏族聚居区游牧文化的有机融合，明代以来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农林牧复合系统。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是其核心组成部分。该遗址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的炭化黍与粟，刷新了人们对该地农业发展的认知。此前，这块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等多族群繁衍生息之地，多被认为以畜牧业为生业模式，而考古发现表明，这里同样是旱作农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以上两个事例，有力印证了中华大地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和谐共生的历史事实。
何以传承：
现代化进程中的保护利用
记者：目前农业农村部认定的27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近一半位于民族地区。在推进各民族共同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遗产能发挥什么作用？开发利用中需要注意什么？
宋元明：作为民族地区的重要文化载体，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传统生态智慧与可持续生产方式，为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内生动力。具体而言，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突出作用。
一是夯实各民族共同富裕的产业根基。借助农业文化遗产的平台效应，通过对其资源的转化利用，可以提升农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增加产品特色度与品牌辨识度。
二是守护各民族共同的生态安全屏障。农业文化遗产地，尤其是民族地区的遗产地，大多为承担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的生态功能区、保护区、保育区、国家公园。这些农业系统历经千年灾害考验，能够为民族地区应对干旱、洪涝、低温、荒漠化等风险提供低成本、高韧性的解决方案，支撑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现代化发展路径。
三是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农业文化遗产体系涵盖了各民族的耕牧技艺、乡土制度、信仰习俗、节庆仪式等，既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也见证了各民族共同交流、相互守护的农耕历史与民族情感。保护不同民族的农业文化遗产，本质上就是在保护和彰显中华农业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四是提升民族地区治理能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所构建的政府引导、社区主导、企业参与、科研支撑的机制，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以村民、合作社、乡土能人等为主体的保护实践共同体，可以推动民主协商、自我管理，进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以培育农遗传承人、乡土工匠、生态管护员为重点的人才培养，可以为民族地区现代化储备本土人才。
杜新豪：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保护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关键要坚持活态传承，让古老的遗产真正融入当今的发展浪潮，并建立起能够长期运行的保护利用机制。
首先，要调动传承主体的积极性。农业文化遗产能不能传承下去，根本上还是要看遗产地群众愿不愿意参与、能不能从中受益。可以引导当地群众结合实际组建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团，让他们在日常生产、技艺传承和生态保护中发挥主体作用，使其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农遗故事的讲述者与传统技艺的传承者。如云南哈尼梯田在保护利用中，就推广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鼓励群众参与种植养殖、餐饮住宿、民族演艺与文创设计等产业发展，让更多群众共享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成果。
其次，要在治理和发展方式上多下功夫。许多农业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延续至今，靠的就是一整套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协作机制，比如轮作轮牧、水源共享、集体维护等。在现代社会，要将这些传统经验与现代治理方式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共管机制、细化权责分工、完善利益分配等，让传统协作方式更加稳定、更具制度支撑。同时，也要积极推进文旅融合、研学实践、特色产品开发和电商推广，进一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
归根结底，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文化遗产的意义不仅在于“留下来”，更重要的是“传下去”“用起来”“讲出来”。只有坚持保护优先、活态利用、群众主体和共享发展，才能让这些分布在民族地区的农业文化遗产，真正成为促进共同富裕、增进文化认同、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
何以传播：
讲好农业文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记者：如何借助农业文化遗产这个“小切口”，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大故事？
宋元明：首先要充分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多元性”的特点，系统梳理和挖掘其中蕴含的共同体元素。过去谈及农业文化遗产，人们更多是从农耕文明的角度去理解，但事实上，中国不少农业文化遗产留存着游牧文明以及农牧交错地带文明发展的深刻印记。比如，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除农耕文明外，还彰显着鲜明的游牧文明的特征；再如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是中国首个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游牧类农业遗产系统，也是可持续草地管理的代表性案例。同样，也不能忽视海洋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演进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相关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海洋农业文化遗产也开始进入研究和认定视野，如2024年公布的“浙江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库名录”中，宁海长街蛏子养殖系统、宁海西店牡蛎养殖系统、象山海洋渔文化系统等均属于海洋农业文化遗产的范畴。
进一步而言，还应更加重视农业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中的价值。一方面，要系统整理各民族共同耕作、共同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文献、地方记忆和口述材料，不断夯实历史依据；另一方面，也要注重从农业文化遗产中提炼既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特质、又具有广泛传播基础的文化符号，比如茶叶、水稻等。以茶为例，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有着悠久的种茶与制茶历史，其野生茶叶群落是茶叶原产地的“活化石”，也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不仅印证了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也充分体现了茶叶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围绕这些典型案例，深入阐释其中蕴含的共生、共治、共享等理念，能够更好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文化基因和情感纽带，进一步增强相关话语的解释力和传播力。
▲工作人员在景迈山大平掌古茶园为游客讲解。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归根到底，还是要持续深化研究，从历史、文化、生态、社会等多个维度，把农业文化遗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内在联系讲清楚、说明白。只有把这个“小切口”背后的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现实逻辑都讲透，才能真正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故事。
卢勇：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世界性”特征，因此应注重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化协作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需深化对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全球价值的学理性阐释，并强化与各国遗产地的交流协作。通过聚焦共性遗产类型、推进联合研究，系统挖掘其在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生态适应及多元协同方面的智慧成果，推动中国实践走向世界，为全球未来农业的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另一方面，应积极拓展海外传播渠道，让农业文化遗产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载体。首先，应依托联合国粮农组织这一平台，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载体，实施国际青年农遗交流项目，邀请海外青年来华开展农业文化考察与培训。
比如近年来，商务部主办、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承办了一系列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的海外研修班，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为其他国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申遗提供借鉴经验的同时，也成为外国学员了解中华优秀农业文化的重要窗口。
其次，还应设立专门渠道，组织中国青年赴海外农业文化遗产地互访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从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升级，将农业文化遗产打造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纽带。再次，应通过编译农业文化遗产的相关普及性读物、投放多语种音像视频等方式，向海外宣传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借助稻作梯田、茶叶采制、乡土艺术与节庆文化等可视化元素，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持续提升中华农业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访谈嘉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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