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清明上河图》展现了宏观的城市商业图景，那么南宋李嵩的《货郎图》和明代的几幅《货郎图》则聚焦于一个微观的商业主体——流动商贩。画中的货郎肩挑繁重的货担，摇着拨浪鼓，引来村童与妇人的围观。这一形象不仅是艺术史上的杰作，更蕴含着丰富的法律知识。
宋 李嵩《货郎图》
宋代《货郎图》与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
“杂写文约”与契约制度的普及
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画家李嵩的《货郎图》（见上图）中，货郎担上悬挂着多幅文字标识，其中“杂写文约”四字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宋代契约制度向基层社会渗透的生动见证。
宋代是契约关系空前发展的时期。据史料记载，宋代契约关系广泛存在于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生产、生活领域，各种契约的法律关系非常复杂，不同标的物的契约，私人之间的契约与官民之间的契约，其法律关系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宋代法律对田宅、车船、牛马等重要交易，均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要求签订书面契约。因此，就出现了代写契约这一服务。比如，这幅画里的“杂写文约”作为货郎的一项服务内容，意味着货郎不仅贩卖商品，还可以为不识字的乡民代写契约。这一功能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在宋代基层社会，书面契约是产权流转与纠纷解决的法定依据，货郎将书写契约的服务带到乡村，实际上充当了法律知识向基层民众传播的媒介。有学者考证，南宋时期确有诉讼指南类的通俗法律读物在民间流传，货郎有可能正是这类书籍的传播者。
卖酒幌子与宋代的禁榷制度
《货郎图》上有一幅幌子，写着“山东黄米”，学者温玉鹏、周懿参照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货郎图》中的“山东罗酒”字样，推测此处应为“山东黄米酒”。这个米酒幌子，看似寻常，却巧妙地触碰了宋代一项极其重要的经济制度——禁榷制度。
“禁榷”，就是官府对一些商品实行专卖以限制民间交易的制度。禁榷的商品有盐、茶、酒、矾、香药甚至醋等，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财政收入，以应对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行政支出。
当然，宋代的酒类专卖并非一刀切，因地而异。比如，在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这三大京城，官府垄断酒曲的生产，通过控制原料来掌控市场，酒户必须向官府购买酒曲，才能自行酿酒销售。
另外，在大多数州府城内，官府设置“酒务”机构，直接造曲酿酒，负责酒的专卖及酒税征收。遍布街巷的私营酒楼、脚店、拍户等，虽然可以自行经营酒，但必须从“酒务”批发来卖，严禁私自酿造。
为了确保这套专卖体系运行，朝廷制定了极为严酷的处罚措施。宋何薳《春渚纪闻》记载：“敢有私造酒曲者，捕至，不问多寡，并行处斩，于是倾糟破觚者不胜其数。”那么，画面中的货郎公然挂出“山东黄米酒”的幌子，是不是违法了呢？这就引出了禁榷制度的另一面。
据史料记载，有几类地区是明确不禁酒的：一是边远与民族地区。为安抚边民，避免矛盾激化，夔州路，广南东、西路以及河东的麟州、府州等地，允许百姓自由酿酒和销售酒。福建路的福州、泉州也长期实行民众自酿的“万户酒”制度。二是偏远乡村。一些偏远乡村可不设“酒务”，允许民众在缴税的前提下自行酿卖。此外，官府有时也允许在特定场合（如吉凶大事）自行用酒。因此，画中货郎的“山东黄米酒”招牌，恰恰成为我们观察宋代法律制度地理性的一面：要么身处实行“官酤法”的地区，要么身处不禁酒的“化外之地”，要么其售买的“黄米酒”属于允许自产自销的“万户酒”范畴。
“专医牛马小儿”与民间医疗的法制化
《货郎图》中有一处写有“专医牛马小儿”，同样具有法律文化的解读空间。这表明，货郎同时兼营兽医与儿科诊疗，其身份具有复合性——既是商贩，也是医者。
宋代对医疗行业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据《宋刑统》及《天圣令》，行医者须具备相应资质，庸医误人须承担法律责任。宋代还设有“太医局”“医学”等官方机构培养医者，地方官府亦时常组织医者考试。但在广大乡村，正规医者稀缺，像货郎这样兼具医术的流动商贩，便成为基层医疗的重要补充。
“专医牛马小儿”的标识，既是广告，也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资质声明”。它传递的信息是：这位货郎具备治疗人畜疾病的专业技能。在宋代的法律语境中，这种“自我声明”具有法律效力——若货郎因医术不精，导致人畜受伤，须承担相应责任。
明代《货郎图》的转折与宫廷趣味、制度变迁
计盛《货郎图》中的货郎形象之变
明代宫廷画家计盛的《货郎图》，代表了货郎图这一题材的重要转折。与李嵩笔下衣着朴素、肩挑重担的乡村货郎不同，计盛画中的货郎形象更为雅致，货担上的商品也更为精美，带有明显的宫廷趣味。这一变化并非单纯的审美演变，它折射出明代社会制度的深刻变迁。
明 计盛《货郎图》
明代实行严格的匠籍制度，工匠分“轮班匠”与“住坐匠”，定期为宫廷服役。宫廷所需的日用百货，有专门的供应渠道。计盛作为宫廷画家，其笔下的货郎很可能不是普通的流动商贩，而是宫廷供应体系中的特殊角色，或者是宫廷节庆活动中带有表演性质的“货郎”形象，也被称为宫廷货郎。除了计盛的《货郎图》，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多幅宫廷《货郎图》，如明人春景《货郎图》、明人绢本设色《货郎图》、明人画《货郎图》，这些图里的货郎形象都具备宫廷色彩。
滑动查看明人春景《货郎图》、明人绢本设色《货郎图》、明人画《货郎图》。
与李嵩《货郎图》相比，这几幅图里的货郎整洁、光鲜，看不到生活的磨炼，甚至有的像官员，买货的客人以及玩耍的孩童，也都穿戴整洁，周围环境也是假山与花园，并非普通的乡间。
官市制度与宫廷供应
明代画中货郎形象的转变与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性因素有关，那便是当时独特的“官市”体系。这一体系作为明代宫廷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深刻影响了货郎的社会角色。
明代宫廷的物资需求，一部分通过各地官府直接采办，另一部分则依赖市场流通。货郎作为活跃于城乡之间的流动商人，在这一体系中扮演了超越普通商贩的特殊角色，他们不仅是民间商品的传递者，还是宫廷与市场之间的隐性纽带。
计盛《货郎图》中的货郎形象，便是这一制度在艺术中的生动投射。画面中的货担琳琅满目，所售之物非寻常乡野粗货，而是精致考究的宫廷工艺品与玩物，货郎本人的衣着神态也褪去了乡野气息，显得儒雅从容。他们或因长期供应宫廷所需，或因与官府有业务往来，从而在身份上获得了某种“准官方”色彩，其形象也随之被赋予更多的文雅与尊贵。
可以说，明代画中货郎形象的转变，正是官市制度对民间经济渗透的结果。它不仅反映了货郎职业的社会地位，也折射出明代宫廷与市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
牙行制度与货郎角色的分化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货郎的角色也发生了分化。一方面，仍然存在走街串巷的流动小贩；另一方面，部分货郎逐渐演变为固定的坐商，或与牙行建立联系。
清承明制，沿用牙行制度，并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大清律例》要求牙行须领取牙帖（营业执照），按期纳税。牙帖由省级布政使司统一颁发。雍正十二年议准：“各省牙帖悉由藩司钤盖印信颁发，不许州县滥给滋弊。”违反者，州县官“照地方官妄用印信例，降一级调用”。牙帖载明了牙行姓名、营业地点、经营范围等信息，并按期换领，如京城的各行牙帖每五年换一次。货郎若兼营牙行业务，亦须遵守相应法规。这种制度的完善，反映了明清时期商品流通秩序的法制化进程。
以计盛《货郎图》为代表的宫廷货郎阶层的出现，并不能替代唐宋以来走街串巷的民间货郎，以李嵩《货郎图》为代表的民间货郎在明清时期仍然活跃于城市乡村之间。
《货郎图》以流动商贩这一微小的社会角色为切入点，串联起中国古代商事法制变迁的长卷。从南宋李嵩笔下写实的乡村货郎，到明代计盛画中精致的宫廷货郎，货郎形象的每一次变化，都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制度与法律秩序。货郎担上悬挂的“杂写文约”，见证了宋代契约制度的普及；货郎兼营的“专医牛马小儿”，反映了民间医疗的法规化；货郎担上的独特标识，孕育着商标意识的萌芽。
一幅《货郎图》的演变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商事法的发展史。透过《货郎图》这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中那个活跃的法律世界。法律并非仅仅存在于官府的案牍与法典的条文之中，它更鲜活地存在于货郎的拨浪鼓声里，存在于乡民与货郎的交易中，存在于每一个需要“杂写文约”的契约里。
（本版图片均来自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全景图
来源：人民法院报·6版
作者：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张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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