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廊坊日报）
转自：廊坊日报
1978年8月，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中考，我考上了离村30里远的胜芳中学。
入学通知书上写得很清楚，让我们开学时要带上粮单和现金，入学后要换饭票到食堂买饭。粮单就是用粮食到公社粮站换的一种单据。按照要求，我们开学时办理入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粮单和现金到学校会计室办理饭菜票。记得当时一斤饭票给细票四两和粗票六两，可以买两个馒头和三个窝头。而菜票有一分两分五分一角两角几种，早饭和晚饭一般的菜就是咸菜和菜汤，而中午往往是两种热菜，菜价从两分到五分钱不等。一旦菜价超过了五分钱，菜里大多会有点猪肉之类的。
会计室里负责换饭菜票的是一位名叫王彩霞的老师，她长得眉清目秀、身材适中，算起账来既快又准。一个人服务着上千名老师学生的换饭菜票工作，她干得游刃有余。时间不长，王老师改任了学校团委书记，而接替她的则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孙老师。这位孙老师个子不高，头有些谢顶，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工作起来也颇为认真负责。他的口音乡村味道浓厚，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信安一带的口音。
那年月的生活还比较艰苦，我上学的第一年，每个星期六放学回家，都是背着书包步行返家的，家里经济条件较差，买不起自行车供我上学用。三十里地远的距离，要走上五个小时左右，而星期日下午，吃过午饭，则要背上母亲给做的一兜干粮步行返回学校。一般来说，晚7点前要赶回学校，才能不耽误上晚自习。每周父母只能给我两元钱，这钱主要用于一周的菜票开销和购买笔本一类的支出，而要节省这两元钱则必须在吃熟菜上做文章。于是，我早晚饭只买咸菜或菜汤，中午则是买食堂里最便宜的二分或三分钱的熟菜，差不多一周下来吃菜只花三四角钱，这样一周的两元钱就相对富富有余了。
日子一天天到来，同学们的学习生活紧紧张张，一日三餐日复一日地过去了。第二年的仲春时节里，一个普通的周一，我下午下课后又到会计室换取一周的饭菜票。我的前面有十几个同学，大伙排着队有序等着孙老师办理换饭菜票手续。也许是天气有些炎热，或者是换票同学比较多工作紧张，孙老师的脸上沁出了汗珠。终于轮到我办手续了，我把粮单和现金交给孙老师，他用毛巾擦了擦汗水，就熟练而有序地算账写账，而后把饭票和菜票用皮筋拢好交给了我。退出会计室我下意识地把饭票和菜票数了数，突然发现菜票多出了五角钱。我以为数错了，就又反反复复数了三遍，结果还是多出了五角。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产生了两个念头，一个是把多出的菜票退还回去，孙老师一定会表扬我；另一个念头则恰恰相反，反正是就这个样了，这下子我可以大力改善伙食，毫不犹豫地吃点带肉的热菜了。矛盾的斗争是激烈的，最终我还是私字闪念获胜而选择了后者，于是春天里的这一个月，我持续了十几天改善伙食标准，每天中午都可以选择吃四五分钱的热炒菜。虽然伙食改善了，虚荣心也得到了一定满足，但我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孙老师对不起学校。隐隐的这种愧疚感始终萦绕心头，促使我暗下决心以后要找机会好好向孙老师向学校道个歉，用一种什么行动来补偿自己的小自私带来的愧疚。
一晃两年过去，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上了民办教师，后来又考入师范学校转成了国办教师。再后来，我改行从政，直到担任了多个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这中间，我从未忘记自己上学时的这件负疚心事。直到有一年，我因故到信安镇下乡，多方打听孙老师的下落，恰巧镇文教室的一个同志认识他并带我去看望了已退休在家的孙老师。我买了几种水果到孙老师家，自我介绍：“我是69班、李和老师当班主任时的学生，今天来信安下乡看看您。您给我们辛辛苦苦搞服务，学生永远记得您。”我认真自觉地把那件负疚贪心五角钱菜票的事跟孙老师说了，他回忆了半天说没有印象了，他说掌管着全校一千多师生的饭菜票，出这点小差错也属正常，学校食堂每年还有不少的节余，补贴这类小亏空毫无问题。
孙老师感动地说：“我工作了几十年，胜芳中学毕业的学生你还是头一个来看我的！”孙老师的一番话，让我倍觉惭愧，若不是因了多占五毛钱菜票，我还会来看望这位虽没教过我课但又为我服务过的后勤老师吗？
对于母校，我则更是利用自己从事并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关系，实实在在给母校策划撰写了一系列外宣的稿子，为弘扬母校的名气，我也算尽了微薄心力，这也多多少少弥补了我因五毛钱菜票而对母校的愧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