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首都新作为
编者按：京华潮起，首善日新，校媒联动，助力新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即日起，长安街知事与中国人民大学携手在“人大观澜”推出“首都新作为”专栏，紧扣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围绕北京市委“六个新作为”工作要求，观首都之变，聚思想之力，启时代之程，全面解析首都新作为新气象。
人口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资源配置，教育领域尤其如此。随着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北京的人口内部结构正在经历一场静水深流的调整，新生儿数量在波动中整体下行，老龄化进程则在不断加速。这些变化给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资源带来了新特点，也提出了新考题。
图1：2015—2030年北京市0～12岁人数变化情况。数据来源：
2015—2024年各学龄段数据来自《北京统计年鉴2025》；2025—2030年出生人口数量基于前10年数据，单纯以数据规律，使用ARIMA时间序列模型预测；2025—2030年1～3岁、4～6岁、7～12岁人口数量在不考虑迁入、迁出、死亡等因素影响下，基于历年出生人口推算。
小学和幼儿园：
从“一位难求”到逐步“闲置”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释放的生育热情，将北京的年出生人口推上了20.2万的高峰。自此之后，这条曲线便开始掉头向下。即便2024年因“龙年”生肖偏好带来小幅回升，年出生人口13.3万，也仅约为2016年的三分之二。如果按此趋势发展，预计在未来若干年，北京的年出生人口将维持在12-13万的水平，到2030年将可能跌破12万大关。
这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小学和幼儿园正逐步面临资源闲置的挑战。学生数量的高峰，正像浪潮一样，从低学段向高学段推移。
数据显示，北京市幼儿园在园人数在2022年达到57.4万的峰值后，2024年已降至47.6万，预计到2030年可能进一步降至约39万。与此同时，小学在校生人数在2024年达到了约117万的历史峰值后也已经进入下降通道，预计到2030年可能减少至约89万。
图源：微言教育微信公众号
这股“浪潮”将从幼儿园、小学逐步涌向初中、高中，其影响周期将延伸至2035年前。当然，高中学位仍处于紧平衡状态，高中在校学生或在2032年前后达到峰值，之后开始逐年下降。
婴幼儿托育：
家长“想送”与机构“难开”的困局
0-3岁是孩子成长的黄金期，构建完善的社会化托育体系是发达国家提高生育率的普遍做法。专业照护不仅能促进儿童大脑与认知发育、提升生活自理与社会交往能力，还能缓解家庭养育压力，破解家庭“有心无力”的困境。尤其对于父母不在身边、在京就业创业的适龄女性，担心新生儿童无人照料成为生育的一道“门槛”。
然而，北京的托育服务正面临一个矛盾局面。一方面，是“总量不足”。2024年北京每千人口拥有的0-3岁儿童托位数约为3.1个，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近30%的入托率相比，北京不足5%，差距明显。另一方面，却是“使用率不高”，《2023—2024年全国托育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北京市71.8%家庭有送托意愿，但全市托位使用率仅为35.4％。
为何出现“有需求、有供给，却对接不上”的怪圈？根源在于，当前以“标准园”为主的供给模式，与出生人口分布、婴幼儿就近就便、灵活多元的真实需求产生了错位。
按现行办学标准建设的托育园往往因规模大、成本高而不能就近招生，而超过一定的服务半径，又给家长接送带来困难。贴近居民的“社区嵌入式”小微托育点，却又常常因满足不了办学部门对其规模、场地、安全规范等要求，导致场地难找、办证困难而难以生存。
老办法遇上新问题：
政策与市场的“温差”
当前教育资源“总量缺口与结构性闲置并存”的困境，是人口增量发展时代的制度设计、规划思路已经不能适应人口减量发展新常态的变化。
现行的教育设施建设标准，诞生于城市快速扩张、人口持续增长时期。规模化、标准化办学，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社区“小散”需求。如今，北京已进入少子老龄化、减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些“大一统”的标准显得“水土不服”。
例如，2024年北京市出生人口为13.3万人，按照15分钟生活圈的便利性要求，假定出生婴儿平摊到全市7206个社区（村），每个社区（村）出生人口约18人。但根据《婴幼儿托育机构服务规范（DB11/T 2136—2023）》的规定，以开设1个托小班（10人）为例，其设施包括生活用房、室外活动场所、服务管理用房、厨房等附属设施，最小规模通常需要200～300㎡，高标准本为保障质量，却无形中抬高了普惠服务进入社区的门槛。
太平庄中心小学把民族特色运动同课间活动结合在一起。图源：北京日报
管理“条块分割”，割裂了“一老一小”的天然联系。孩子的成长是连续的，家庭对0-6岁托幼一体化服务有天然需求，家长也更希望从托育到入园甚至上小学是一体化的，减少幼儿环境适应和“择校”的困扰。
然而，目前托育、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各环节的政策、资金、场地还不能做到无缝衔接，增加了机构提供一体化服务的难度。特别是0-3岁儿童易患病感染，对托育机构的医疗保障能力有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解决医育协同的问题。
此外，学校的场地课后闲置时，难以便捷地转化为社区老年大学或活动场所，有经验、有时间的“银发教师”资源，也无法顺畅导入社区服务儿童。种种资源之间的“墙”，造成了“一边闲置、一边短缺”的浪费。
打通资源，让教育服务“活”起来
面对人口结构之变，教育资源调配必须更具弹性、更讲协同。我们需要像拼乐高一样，把社区里分散的资源灵活组合，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服务生态。教育资源配置不能只是简单的“加减法”，而需要做灵活的“整合与链接”。唯有打破壁垒、激发社区内在活力，才能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最温暖的民生动力。
通州宋庄一闲置小学变身优质幼儿园，惠及周边上万家。图源：北京青年报副中心新媒体
让托育真正“嵌入”社区，破解“开办难”。推动各街道、乡镇主动牵头，在社区里为“小而美”的托育点寻找合适的空间。鼓励托育设施与养老设施“做邻居”，与社区文化活动站、体育馆等功能衔接，实现空间共享、成本共担。政策上应大力扶持就近就便、价格亲民的小微社区托育点，并鼓励它们以“中心带站点”的模式连锁化运营，提升抗风险能力。
推动“托幼一体化”，让孩子成长无缝衔接。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向下延伸，开设2-6岁甚至0-6岁的托幼一体班。应简化此类机构的备案程序，打破部门壁垒，给予一体化机构同等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同时，在出生人口下降的背景下，顺势推广“小班化”教学，并鼓励老师成为“一专多能”的多面手，提升教育品质与灵活性。
探索“老少融合”的新教育模式。可以根据人口变化趋势，灵活地将部分幼儿园、小学空余教室或校区，转型为托育点或社区学习中心。一个老龄化先行国家的普遍做法是构建“老幼共融”的新场景。让社区里的活力老人，在“时间银行”等机制激励下，参与到幼儿的看护、故事会或兴趣课堂中；也让孩子们有机会走进社区老年大学，为爷爷奶奶们带来欢声笑语。这不仅能弥补照护力量的不足，更能促进代际间的理解与温情。
社区活动空间开辟老幼共融区，老人和小孩共同参与益智类活动。图源：北京西城民政
强化街道“主枢纽”作用，精准对接供需。关键是要强化街道、乡镇层面的统筹协调能力。由基层党组织牵头，将教育、民政、卫健、规划等部门的力量以及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串联起来，精准对接“一老一小”的需求与供给。可以开发社区灵活岗位，支持带娃家长和低龄老人在家门口就业。当出现流感等特殊情况时，周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能通过签约服务，迅速为托育机构、家庭提供支持，让社区服务网络更具韧性。
作者：黄石松，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