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交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通过微信等社交工具售卖商品已成为常见交易形式。实践中，若个人以加价转售牟利为目的，在微信上进行宣传，且所售食品存在虚假标示、已停产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如何认定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导致购买者身体不适引发纠纷时，如何界定各方责任？能否适用“价款十倍”惩罚性赔偿规则？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并作出明确厘清与裁判指引。
由虚假标示引发的消费维权纠纷
2024年8月23日，原告罗某某通过微信与被告黄某某取得联系，购买1盒某咖啡减肥食品，支付价款580元。罗某某食用后认为，减肥效果符合预期，于同年8月31日再次向黄某某购买5盒同类产品，支付价款2900元，两次交易共计支付货款3480元。后罗某某发现，其所购咖啡减肥食品外包装存在明显违法情形：该食品标示上的生产者为某科技公司，但经查证，该公司已于2023年2月28日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声明，明确其自2019年11月起已注销食品生产许可证，且停止生产任何食品；另查明，2020年以来，网络上多次出现仿冒该公司名称、虚假标示生产信息的非法食品。
罗某某诉称，其购买的涉案食品生产日期标注为2024年5月15日，该日期与涉案生产者早已停止生产的事实明显矛盾，属于虚假标示的不合格食品。其服用该产品8天后，出现头晕、恶心、失眠等身体不适症状，遂停止食用并向黄某某反馈，但黄某某未能提供该产品的合法来源及质量保障证明。罗某某认为，黄某某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请求法院判令黄某某退还货款3480元，并按购物款十倍支付惩罚性赔偿金34800元。
被告黄某某辩称，其并非法律意义上的“食品经营者”，仅系涉案产品的“消费者”。罗某某系主动向其询问购买涉案咖啡，其系出于“分享”目的转售，并非以食品销售为主要经营活动，亦未长期从事食品销售或代理业务，仅从中赚取少量差价（每盒差价不足50元），不应承担食品经营者的严格责任；同时，其对涉案咖啡减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不“明知”。
黄某某认为，其作为普通个人，不具备专业的食品质量鉴别能力，无法核实生产者资质及生产许可证状态，其从第三方微信商家处购买涉案产品时，第三方未告知产品存在问题，其自身亦未发现虚假标示情形，故主观上无过错，仅同意退还货款，不同意支付十倍赔偿金。此外，他认为罗某某短期内购买6盒涉案产品，已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涉嫌“职业打假”或牟利目的，不应全额支持其十倍赔偿请求。
法院认定销售行为具有经营属性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24年8月23日、8月31日，罗某某与黄某某先后两次就涉案食品达成买卖合意，罗某某累计支付货款3480元，黄某某已实际交付6盒涉案产品。
另查明，涉案食品标示的生产者自2019年11月起已注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并停止生产，2024年5月不可能生产该食品，故涉案食品的生产者、生产日期均系虚假标示，其标签真实性及食品安全标准均不符合法律规定。
此外，黄某某自2024年6月起，持续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涉案“某咖啡减肥食品”的宣传内容，包括“月瘦5至10斤”的功效宣传、客户使用反馈、引导添加微信下单的购买链接等，宣传频率为每周2至3条，并非偶然分享行为。同时，黄某某向罗某某销售涉案产品的单价（580元/盒）与其向其他微信好友的报价一致，无亲友折扣、偶然低价等情形，可见其已形成固定定价模式，具备经营行为的持续性与规范性。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黄某某的行为已构成食品经营行为，其销售虚假标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据此，法院一审判决黄某某向罗某某退还货款3480元，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34800元。一审宣判后，黄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是否应支付十倍惩罚性赔偿？
二审期间，上诉人黄某某向法院提交了工作证明、其与罗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拟证明其并非专门食品销售者，转售涉案产品仅系偶然行为，不应承担十倍惩罚性赔偿责任。
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黄某某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其已履行食品进货查验义务，亦不能否定其持续宣传、固定定价的经营特征，故对其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罗某某于2024年8月23日首次购买涉案减肥咖啡1盒（价款580元），8月28日签收，8月29日开始食用，又于8月31日再次购买5盒（价款2900元）。经查，涉案减肥咖啡1盒的正常食用周期为1个月。罗某某在首次食用仅两天、尚未能充分体验产品效果、亦无证据证明其存在必须大量囤购的合理事由的情况下，短期内即大幅增加购买数量，其购买行为已超出一般消费者为满足自身日常饮食、体重管理等生活消费所需的通常情形，与普通消费者基于生活需要、合理使用周期而进行的消费行为明显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两次购买均属于合理生活消费范畴，依据不足，依法予以纠正。
综合本案事实，百色中院二审判决：上诉人黄某某向被上诉人罗某某退还货款3480元，并支付惩罚性赔偿款5800元（即首次购买1盒食品价款的十倍）。二审判决生效后，黄某某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已全部兑付相关款项。
【案后余思】
强化协同治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韦妃婕
该案的典型价值不仅限于厘清个人转售食品的民事责任认定规则，更在于揭示当前社交平台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的结构性漏洞。当前，社交平台已逐步成为食品销售的重要渠道，但其交易场景隐蔽化、主体身份模糊化、监管信息不对称的特征，导致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流通风险加剧，消费者维权陷入“证据难固定、责任难界定、救济周期长”的困境。为此，需构建“司法引领、行政监管、平台担责”的三元协同治理体系，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司法层面：以裁判规则统一与程序优化强化权利救济
针对社交平台食品销售纠纷中“经营者身份认定、明知要件推定、惩罚性赔偿裁量”等核心争议，人民法院通过发布专项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方式，将实践中成熟的裁判规则予以固化，消解“同案不同判”的裁判分歧，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明确指引。
优化证据规则，破解消费者举证难题。对于消费者因客观原因无法获取完整交易记录的，人民法院可依职权向销售者释明证据提交义务，责令其提供完整微信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相关证据；对于消费者提交的经社交平台实名认证的账号聊天记录、交易界面录屏、支付凭证截图等电子证据，应简化认证程序，提高证据审查效率，降低消费者举证成本。
完善小额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对于涉案标的额较小的社交平台食品消费纠纷，依法实行“一审终审”，缩短维权周期，及时兑现消费者合法权益，避免“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维权久拖不决”等问题。
行政层面：构建闭环监管体系，堵塞制度性漏洞
建立社交平台食品销售主体备案监管制度，明确社交平台的主体审核义务，要求平台对从事食品销售的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企业等主体，强制收集并核验其主体资质信息、食品经营许可信息及产品合规证明，同步推送至属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由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实现主体可查、产品可溯。
压实社交平台的法定监管义务，明确平台在食品销售环节的审核、巡查、处置责任。平台接到消费者投诉或监管部门通报后，应立即采取下架涉案食品、屏蔽交易链接、冻结销售者资金等管控措施，并积极协助监管部门调查取证；对违法违规销售食品的主体，联合监管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惩戒体系，实现对违法主体的长效规制。
平台层面：以技术赋能合规管理，规范交易全流程
社交平台作为食品销售的载体中枢，应依托技术手段与规则设计，将食品安全管控嵌入交易全链条。开发并应用“食品销售专属资质审核系统”，对申请从事食品销售的主体进行自动化、精准化资质核验，从源头阻断无资质销售、虚假标示食品等违法情形。
建立全链路交易记录留存与追溯机制，明确要求食品销售必须通过平台内置的官方交易模块进行，确保交易双方信息、交易金额、交易凭证、物流信息等全程留痕，满足“可检索、可调取、可验证”的监管要求。当消费者维权或监管部门调查时，平台应及时提供完整交易记录，为司法裁判与行政监管提供关键证据支撑，破解社交平台食品交易“追溯难”“取证难”的困境。
来源：人民法院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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