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坚持实践标准，以“三个有利于”衡量工作得失；心系人民福祉，推动共同富裕；勇闯改革新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长远，制定“三步走”战略；强调党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2年，邓小平使用地图了解经济特区建设情况。
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在深圳参观中国民俗文化村。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邓小平所秉持的政绩观，并不以单纯的经济指标为评判依据，而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根本遵循，以发展生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导向，以改革开放为发展动力，坚持长远谋划与战略布局，并以净化党风政风为重要保障。这一政绩观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为我国摆脱贫困落后、走向繁荣富强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同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求真务实、人民至上的政治品格。
坚持实事求是
以实践标准检验一切工作
邓小平一生最鲜明的思想特点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自称“实事求是派”，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和思想僵化，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1977年，“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严重阻碍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尚未正式恢复工作，便率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全国性大讨论。对于这场关系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交锋，邓小平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支持。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鲜明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领导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批评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接下来的改革开放扫清了意识形态障碍。邓小平后来总结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早在1962年，探讨生产关系形式时，邓小平就说过：“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改革开放后，面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标准，将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从抽象的主义之争，拉回到具体的国家发展与民生改善上来，成为衡量一切改革举措的根本准绳。
心系人民福祉
将改善生活作为执政标尺
邓小平坚信：“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将集体土地承包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这一做法在当时争议极大，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大力倡导包产到户，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广。这一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到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突破4亿吨，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短缺问题得到缓解。同时，邓小平还鼓励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为农民提供了就业和增收的新渠道。这些举措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
1978年10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四川省率先选择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试点企业获得了生产计划、产品销售、利润留成、人事任用等部分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了原有“大锅饭”局面，提高了企业产能，并使职工工资逐步提高。1980年代，关于“傻子瓜子”的争论，邓小平明确表态：“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个表态不仅保护了一个个体户，更向全国传递了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明确信号。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解决了大量城镇就业问题，丰富了商品和服务供给。邓小平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锐意改革开放
以开拓创新破解发展难题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被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等同于资本主义。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一步步突破这一禁锢。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1992年的南方谈话，邓小平深入阐明这一点：“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思想枷锁，为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1979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提出在深圳、珠海等地兴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并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经济特区正式设立。特区建设初期，承受着巨大压力和非议，被一些人认为是“搞资本主义”。1984年，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海。看到特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邓小平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回到北京，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经济特区的成功，为全国范围的对外开放提供了示范和跳板。
立足长远战略
规划现代化发展宏伟蓝图
邓小平善于从全局和长远思考问题。1987年，邓小平完整阐述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明确，步骤清晰，既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为中国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和清晰的路线图。
邓小平深刻理解政策摇摆对国家发展的危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这一政治嘱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政治保障，确保了国家发展航向的稳定。
强调党风问题
依靠干部带头和制度反腐
邓小平高度重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尤其警惕改革开放条件下腐败现象对党和国家的侵蚀。邓小平强调，经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979年，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他说：“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邓小平强调高级干部在生活待遇、作风纪律上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全党的表率。此外，邓小平还指出制度建设的根本性作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反腐败问题上，邓小平提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恢复并强化，一系列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得以制定和完善，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制度框架。邓小平还身体力行，推动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出了表率。
1982年，针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党员干部经济犯罪问题，邓小平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986年，邓小平再次强调：“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将党风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团结报》2026年4月2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