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迦勒·佩蒂特
来 源：微信公众号「科斯学社」（2025年7月31日）
导语
3月27日，由钱塘高等研究院发起，企业家与创新研究所承办的“钱塘经济讲座系列”正式拉开帷幕。首期讲座特别邀请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教授，就中国经济的转型逻辑与长期增长动力做专题演讲，深度剖析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阶段的底层逻辑。
他在演讲中强调，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增速回调，而是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关系的根本性重构。在问答环节中，刘教授进一步阐释了结构性改革在微观机制上的传导路径，重点探讨了如何通过改革突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瓶颈、优化消费结构，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本文根据刘世锦教授的讲座内容整理。
张维迎教授主持讲座，精彩开场
一、宏观走势与增长逻辑
刘世锦教授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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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
中国经济自2010年起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期。根本变化在于约束条件已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一个关键指标是GDP平减指数，近年来该指数持续处于低位，反映出总需求不足的深层压力。
尽管近年实际增速保持在5%左右，但名义增长持续低于实际增长，两者形成显著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意味着部分产出未能获得足够的市场认可。这正是“宏观与微观温差”的根源——统计数据反映的是实际增长，而市场主体接触到的始终是名义值。因此，将名义增长提升至不低于实际增长的水平，应成为明确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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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结构性偏差
当前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消费不足。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较全球平均水平存在明显差距。这一差距并非商品消费不足，而是服务消费不足，尤其是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发展型消费”（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严重滞后。“发展型消费”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投资，其缺口最大的人群是农村居民、农民工和进城务工群体。这一结构性偏差的成因复杂，主要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且内部差距大；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政府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偏高；以及长期以来“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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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储备率的深层逻辑
消费率低必然对应储蓄率高，中国储蓄率长期处于全球高位，这一格局源于两个结构性因素：
1）国有资本占比过高且分红不足。中国全社会净资产中，政府拥有资产占比较高，远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政府部门持有的企业股权占据较大份额，而国有企业分红较少，大量收益留存企业，转化为企业储蓄，进而形成投资，推高了全社会储蓄率。
2）居民储蓄高度集中于高收入群体。居民储蓄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高收入群体，而中低收入群体储蓄率偏低。这两个结构性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直接决定了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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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需求：第一性原理
刘教授重点提出了引入“终端需求”这一核心概念。生产性投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最终需求，GDP中扣除生产性投资后的部分，即全部消费与非生产性投资（与民生相关的房地产、基建、服务业投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端需求。终端需求增速放缓，直接导致价格水平下行、产能利用率下降。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包括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地方债务负担重、城市白领阶层消费降级、产能严重过剩等，都是由终端需求不足导致的派生性问题。
扩大消费要把注意力和重点放到解决“终端需求”中消费比重结构性偏低这个源头性问题。把“终端需求”提到合理水平，经济运行才能有源头活水，诸多派生性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这是解决需求不足的第一性原理。应把刺激政策资金重点用于解决源头性问题，好钢用在刀刃上，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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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高度与宽度
刘教授在讲座中提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
经济增长的空间包含两个维度——高度与宽度。
高度：由创新、改革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决定了增长的潜在能力。
宽度：社会成员对产出的真实需求，决定了增长的实际实现。
近期中国经济呈现出的现状是，科技创新取得突破，但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不减。原因在于，提升高度并不自动解决宽度问题，甚至可能加剧宽度问题。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为例，技术创新提升了高度，却直接冲击了相关从业者的就业。本轮人工智能革命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机器替代的对象首先是白领，随着人形机器人的出现和新的技术突破，蓝领工作亦将面临替代。如果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同步调整，社会矛盾有可能加剧，未来就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来应对这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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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时期的增长逻辑转向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由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转向创新与消费驱动为主。因此，相应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也要由重视产业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供给侧导向，转为重视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侧导向。政府工作报告也特别提出，要投资于人。
核心的链条包括：稳定并提升终端需求；以终端需求评估产能状况，以产能状况决定投资规模和结构；以投资引导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
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优势与强国战略
刘教授在讲座中指出，中国经济仍具备三大深层优势。第一、追赶潜能优势。在人均GDP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发达经济体已验证可行的发展经验，如发展人力资本，扩大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高的服务业等，这部分增长最为确定。第二、新技术革命优势。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领域，中国已从“难以望其项背”走向“并跑”甚至“领跑”。大家熟悉的出口新三样，便是这一优势的直接体现。第三、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我们有一个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包括了14亿人口的市场经济，它在产业门类、创新聚集等方面均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效应。
刘教授认为，基于此，“十五五”时期应实施三大强国战略，形成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三角结构”。
首先是制造强国。我们要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重点并非提升制造业占比，而是发展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研发、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他认为，衡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更好指标，应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合计贡献。
其次是消费强国。中国有条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或者说全球最大甲方，必须大力提升人力资本。当前中国尚非消费大国，需补上消费占比的缺口。重点在于发展型消费，因其本质是人力资本投资，是创新的基础。
第三是金融强国。必须建设强大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强势本币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在稳定出口的同时要实施进出口基本平衡战略，重视扩大进口，但改由人民币支付结算，扩大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创新驱动阶段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其替代商业银行，更多承担起金融资源配置的职责。随着全社会净资产持续增长，居民资产配置正从房产转向资本市场，也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以往未曾有过的历史性机遇。
三、关于2035目标的再思考
“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实际增长、价格水平回升、汇率升值三个变量共同作用。要鼓励地方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开拓进取，从现阶段我国增长动能、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理解消费强国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既是民生问题，更重要和紧迫的是一个短期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未来应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在消费、民生、需求等方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以示范效应引领全国转型。中国经济的巨大潜能能否释放，取决于我们能否从原有的经济范式中走出来，建立起真正适应新阶段需求约束的增长逻辑。
现场交流互动
史晋川教授出席讲座，深入点评
结语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长框架实现根本性转折的关键期。提升终端需求、消费升级、民生改善，不仅是社会政策议题，更是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的核心命题。本次讲座不仅在“新常态”理论框架下解析了宏观政策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艺术，更通过跨界对话，将深厚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实践相结合，为与会者提供了研判复杂局势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长期增长动力的学术坐标与政策透视。
张维迎教授为刘世锦教授颁发致谢证书，钟鸿钧教授共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