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京报网
3月23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法约谈12家平台企业，并通报第一批“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问题。图/IC photo
3月23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法约谈12家平台企业，就“内卷式”竞争提出整改要求。通报显示，部分平台存在未经商家同意擅自报名促销活动、修改商品价格、要求“全网最低价”、通过限制流量和自动跟价干预定价等行为。
3月25日，《经济日报》刊发评论文章《外卖大战该结束了》，称外卖大战是对餐饮行业价格体系的猛烈冲击，及时叫停才能避免恶性竞争打乱经济回暖节奏。随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转发了该文章。
从“商家爆单”到“越卖越亏”，外卖补贴大战逐渐演变为一场低价、低质、低水平竞争。那么，什么是正常市场竞争？如何识别“良性补贴”和“掠夺性补贴”？
对此，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杨东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对外卖平台的大额补贴“不能进行简单的‘一刀切’认定”，平台利用雄厚资本进行长期的交叉补贴，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确实存在演变为掠夺性定价的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诚亦认为，国内的外卖市场在竞争手段上呈现出一定的“掠夺性”特征，除了以低价为竞争手段外，另一明显特征是意图在于排挤竞争对手甚至将其清场。例如，以单量市占率为首要目标，这种将补贴收益主要让渡给消费者，而将成本压力转嫁给商家的竞争方式，实际上是在重新分配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平台补贴的是消费者，但压力往往传导给了商家和外卖员甚至供应商。
平台单方面大额补贴给市场环境带来变异风险
回顾外卖大战这一年，各界最初对于“价格战”持正面态度，认为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消费潜能，为各市场主体带来经营增量。就消费者而言，这种“平台亏损”常常被误读为“让利诚意”。
刘诚认为，新进平台大额补贴的目标并不只是短期让利，更在于争夺市场定价权，其效果并不只是让利消费者，这将产生连锁反应。
此次通报值得注意的，不是“补贴有多大”，而是平台已开始更深地介入商家经营。官方披露的典型案例中，有的平台未经协商将商品上架 “爆单红包”等活动，有商家一份正常售价18元的饺子，被平台修改后商家实收仅1.25元。
“当正常的价格信号被补贴扭曲，生产者也难以据此准确判断市场需求，导致优质产能被挤出或低效产能过度扩张。”刘诚表示。这种对市场的误导是隐晦、较难辨别的，其一个重要表现，是将“个别类型商家的增长”片面理解为“市场活力被激发”。
例如，在补贴期间，以茶饮为代表的连锁品牌商家订单量上升，但广大的夫妻老婆店、餐饮个体户也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商家利润并没有同步增长，甚至被倒逼降价承压。一旦补贴减弱或停止，部分商家可能面临订单回落，并暴露出更强的平台依赖，最终使整个市场环境出现变异风险。比如，立信咨询2026年3月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外卖大战以来，八成商户净利润下滑，降幅超过30%的占35%。
在杨东看来，约谈背后暴露的，不只是几起个案，而是平台经济中的权力不对等。这种低价策略并非基于技术创新或效率提升，而是一种将竞争压力转嫁给商家的“内卷式”竞争。
据公开财报及行业机构测算，外卖大战期间，各大平台累计补贴估计高达800亿元至1000亿元，而此前外卖行业全年利润仅在300亿左右。这种巨额投入，意味着难以再用简单的“补贴”来概括外卖大战中的平台行为。
外卖平台的竞争行为是否已超出正常补贴范畴？
围绕这轮外卖大战，一个核心分歧在于：它究竟只是常见的互联网补贴，还是已经带有“掠夺性定价”风险，甚至是类似倾销的竞争行为特征？
杨东认为，对外卖平台的大额补贴“不能进行简单的‘一刀切’认定”，还要看其对生态的长期影响，是促进平台、商家、消费者多方共赢，还是把行业拖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
识别是“掠夺性补贴”还是“良性补贴”，在刘诚看来并不难。刘诚解释，首先是看其是否影响了价格信号和市场均衡，若只对国潮国货、科技产品等细分领域的高质量产品进行短期补贴，那么将不会影响整体市场的价格和均衡，但如果是大范围、长期补贴势必影响餐饮市场正常运行；其次是看其目的是市场份额还是高质量发展，若为了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那么补贴是向善、良性的，如果只是为了平台自身的外卖市场份额争夺，那么无论最终抢到多么高的份额，失去的都是消费者的民心。
“倾销”一词源于国际贸易领域，指的是一国或地区以较低价格（甚至低于成本）将商品出口以抢占他国市场。当前，部分行业机构认为，外卖补贴大战是一些平台凭借资金和资源优势，以低于成本的补贴进入外卖行业、抢占市场份额的行为，在竞争行为上与国际贸易中的“掠夺性倾销”存在一定相似之处，但需要强调的是，二者在法律性质上并不能等同。
对此，刘诚认为，国内的外卖市场在竞争行为上具有“倾销”的一定特征，除了以低价为竞争手段外，另一明显特征是“意图在于排挤竞争对手甚至将其清场，例如以单量市占率为首要目标”，而这种竞争行为客观上将原属于线下实体经济的堂食份额持续转化为线上的平台交易额，值得引起重视。
电商平台跨界补贴是否构成“掠夺性竞争行为”？监管机构需要识别“掠夺性补贴”和“良性补贴”的区别，及时阻止前者演变为平台对餐饮业竞争秩序的实质性破坏。
从行业数据看，这种风险已经逼近现实。红餐产业研究院2026年3月发布的报告称，本轮补贴竞争持续时间超过一年，各平台累计投入补贴规模已逾千亿元，餐食价格与成本长期倒挂，已明显超出合理促销行为的范畴。该报告预测，若价格战持续三年，到2028年，低价单占比将逼近六成，全国人均餐饮消费将从2025年的32.88元继续降至27.8元，中小餐饮门店每单净利润不足0.6 元，逼近行业成本线，“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风险正在上升。
提防跨界补贴把行业拖入“低价低质”恶性循环
平台经济常常出现跨界竞争的情况。以外卖大战为例，电商平台利用其他业务的利润对外卖业务进行跨界补贴，对餐饮业原有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竞争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
杨东强调，平台利用雄厚资本进行长期的交叉补贴，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确实存在演变为掠夺性定价的风险。如果其核心目的在排挤竞争对手、维持流量垄断地位，并在市场份额提升后通过提高抽成或涨价来收割前期投入，则超出了正常促销范畴，构成了对竞争机制的实质性损害。
不过，杨东并没有把所有跨界补贴都简单等同于“掠夺性竞争行为”。针对“平台用其他业务利润补贴外卖”这一说法，他强调，确实要看到其“扭曲”与“重塑”的双重效应，关键在于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对全行业带来破坏性挤压，让竞争回到“效率—质量—创新”的轨道。
餐饮业关系国计民生，一旦发生掠夺性竞争，其潜在影响值得警惕。
刘诚进而指出了外卖领域的低价竞争与传统倾销的区别，外卖平台的“低价”具有多边性，平台补贴的是消费者，但压力往往传导给了商家和外卖员甚至供应商。“这种将成本压力沿产业链逐级转移的行为，实际上是在重新分配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可能导致外卖大战的受害者并非一次性涌现，而是分阶段出现。”
低价不会凭空发生，补贴也不会没有承担者。杨东解释，外卖价格战的成本并没有消失，而是沿着产业链向后传导：先是中小商户利润被直接压缩，随后压力传导到上游食材、冷链、供应商等环节，导致原材料品质、物流服务标准下降。最终外溢到食品安全、就业稳定和供应链信用等社会层面。
杨东表示，我们需要警惕两个风险，一是食品安全风险，商家和上游供应商、生产商为压缩成本存在降低商品质量的动机和压力，若监管不力，可能对消费者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二是供应链信用风险，从商家到供应商、生产商的整体产业链成本压力可能会引发产业链内债务拖欠，甚至导致供应链崩塌，进而可能冲击餐饮行业就业稳定。
立信咨询公开调研的结果显示，2025年已有39%的餐饮商户开始更换更低价的原材料供应商，30%的餐饮商户强化与供应商的议价博弈，20%的餐饮商户增加低成本菜品占比。
若价格战持续、行业客单价继续下探，红餐产业研究院预计2026年—2028年上述行为将进一步扩散，从“主动优化”变成“被动求生”：更换更低价原材料供应商的餐饮商户将在2028年上升至近60%。越往后，“平替食材”空间越少，且食材品质和稳定性风险会越来越明显。
杨东进一步表示，这种“内卷式”竞争之所以具有“不可逆性”，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平台“大额补贴”属于非市场性价格扭曲，长期补贴会培养消费者固定低价预期，即便补贴停止，消费者也难以接受合理价格，倒逼商家持续维持低价；二是中小商家在低价挤压下大量退出，商家放弃堂食、压缩品质的经营模式转变难以逆转，行业多样性和活力受损后也难以恢复。
正因如此，北京此次约谈的意义才进一步显现出来。它不是在讨论某一轮优惠券发得太猛，而是在追问，竞争机制是不是已经被扭曲，堂食份额是不是正在被持续搬到线上，平台交易额的增长，是否建立在商家利润空间、供应链稳定性和实体商业承压的基础上。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