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明
上周末，难得遇上通透的晴天。我慢慢溜达上南山，在黄桷垭涂山湖广场边找个位置坐下。眼前好热闹，大半个广场摆满了木椅小桌，坐满了喝坝坝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嗑瓜子、剥花生、摆龙门阵。茶是普通的花茶或沱茶，用白瓷盖碗泡着，热气混着茶香，在阳光里轻轻飘。
阳光暖烘烘地照在身上，不晒，像一床刚晒透的棉被裹着你。深吸一口气，是南山特有的草木清气。眯起眼，光里的微尘轻轻浮沉。耳边人声嗡嗡，却不觉得吵，反透着一股踏实的热闹。手里捧着温热的茶碗，人一舒坦，心思便飘远了。眼前这片坝坝茶的热闹，像隔了层毛玻璃，渐渐退回到30多年前，老家屋后那个更小、更安静的“坝子”。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把家里的老土墙房子拆了，盖起一栋两层砖楼。楼顶是平的，刚盖好时空着。冬天雨水少，水泥楼顶干得透透的。没想到，这小小一方天地，竟成了一家人冬天的宝地。只要太阳明晃晃地照上来，我们就忙活起来：搬一张小桌、几把矮凳，提上热水瓶和茶叶罐，一股脑儿运上楼去。
四周没遮没拦，阳光整片泼下来。坐在那儿，背心晒得发烫，脸上却凉丝丝的，一暖一凉，舒服得人直想叹气。茶是老荫茶，拿大搪瓷缸子泡着，浓浓的，带点苦味，却格外解渴、暖身。一家人围坐，话也多了。聊的无非田里庄稼、镇上新鲜事、娃娃功课，零零碎碎，像手里剥开的花生壳，轻轻脆脆落一地。
楼顶能晒太阳的消息，不知怎的传到了岳父耳朵里。他是个瘦削而精神的老人，话不多，但喜欢热闹。从此，他便成了楼顶的常客。手里总拎着那只积着深茶垢的玻璃瓶子，里头泡着最爱的老荫茶。岳父一坐就是大半天，眯着眼，一口一口缓缓地喝，静静地听我们聊。太阳把他花白的头发照得泛金，脸上的皱纹在光里显得特别深。只有我们话头停了，或特意问他，他才打开话匣子——讲小时候天不亮翻山上学，书包里揣着冷红薯；讲年轻时跑各地见世面；也讲退休后养花弄草的闲散。他的话就像那瓶老荫茶，味道朴实，却熬着一股醇厚的人生滋味。每次总要等到楼下喊“吃饭了”，他才有点不舍地拍拍裤子，慢慢下楼。
后来，父亲和大哥他们也常来坐坐。小小楼顶，更挤，也更热闹。茶水喝得快，笑声飘得远。那个光秃秃的水泥屋顶，就这么成了一家人小小的、装满阳光的窝。
可惜好景不长。开春后，家里商量，楼顶得做防水，还能存点水夏天降温。于是请了工人，用黑乎乎的防水涂料把楼顶刷了一遍，四边砌起矮墙，蓄上了水。我们的“屋顶茶会”只好散了。阳光还是好，可坐在泛着白光的水池边喝茶，总觉得不是那个味道。
心里到底舍不得那股暖，父亲说“楼下照样晒”。没几天，他就请来石匠在屋子东边的空地上忙活起来。用附近的青冈石打料，严丝合缝，砌出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石坝子。坝子平平整整，靠着墙，下午的太阳正好满满地照过来。
这小石坝子不光没让大家喝茶晒太阳的兴致淡了，反而队伍更庞大了。以前在楼顶，终究是关起门来自家的事。现在坝子在屋旁，敞敞亮亮，路过的邻居、田里回来的乡人，见我们一大家子坐着，总会停下打招呼，“来坐会儿嘛”“喝口茶再走”，一来二去，很多人也就不客气地坐下。一张小方桌不够，就再加一张；凳子不够，各家自己带。我的茶叶罐子，也从一只变成两三只，泡着不一样的茶。
摆的龙门阵，也宽泛多了。从国家大事到村里谁家娶媳妇，从粮价到后山挖到什么草药，什么都扯。这儿成了个小小的信息交流站：张家果园的柑橘叶子发黄，郑叔叔瞅一眼就晓得缺了哪种肥料；王婶想孵小鸡，隔壁毛婆婆马上教她；连谁家耕田的老牛不听使唤，几个老农凑一堆，也能琢磨出法子。阳光落在青石板上，落在大家朴实的笑脸上，茶气袅袅，话头起落，满是鲜活又踏实的人间烟火。
前几年，城镇化的风到底刮到了我们那个安静的小村子。推土机轰隆隆地开来了。我家那栋装满回忆的小楼，以及石匠一锤一锤砌出来、磨得光润的青石坝子，连同坝子边那棵老梧桐树，一齐被推平，消失在碎砖和尘土里。代替它们的，是几栋崭新却模样统一的楼房，高高地杵着，遮掉好大一片天。
此刻，坐在南山涂山湖这开阔热闹的广场上，周围是互不相识却共享同一片阳光的茶客。恍惚间，楼顶上毫无遮挡、晒得人背心发烫的冬阳，那小石坝子青石板上温存的暖意，好像穿过那么些年，又静静地贴到了我的背上。岳父那只泡着老荫茶的玻璃瓶子，在光里泛着琥珀色；父亲听邻居闲谈时，那认真又温和的侧脸；还有那些掺着泥土气、肥料味儿和家常琐碎的谈笑，混着老荫茶、花茶各种朴素的香气，一下子清清楚楚地涌到眼前，漫上心头。
阳光依旧暖烘烘的，南山的草木清气还在鼻尖。盖碗里的茶烟，和记忆里的茶烟，仿佛在此刻无声地交融。原来，有些日子，有些地方，有些人，并没有真的被时光的推土机推走。它们被一年又一年的好太阳，晒成了心口一枚永远温润的琥珀——澄澈，暖乎。只要闭上眼，就能触到那扎实的、旧旧的光。
（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
